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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

  • （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81周年）紅旗映草原——中共內蒙古地區(qū)組織的建設和發(fā)展
  •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對于20世紀的中國，是一個石破天驚的偉大事件。中國共產黨從小到大、由弱變,歷經千難萬險，糾正失誤，戰(zhàn)勝強敵，終于在28年后締造了一個新生的共和國；經過50多年的建設，使這個古老的多民族和睦相處的國家，再度屹立于世界強國之林。光輝的歷史詮釋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地位和作用。進入21世紀，中國共產黨與時俱進，江澤民總書記提出“三個代表”的要求，永葆黨的先進性，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繼續(xù)前進。
    　　內蒙古地區(qū)是中國共產黨最早開辟工作的少數民族地區(qū)。這一地區(qū)黨組織的建設和發(fā)展，與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歷程同步俱進，走過了近80年的奮斗路程。
    　　一、黨的建立和第一次大革命時期
    　　中國共產黨在內蒙古地區(qū)建立組織是從用馬克思主義的先進思想培養(yǎng)蒙漢各族青年開始的。經過黨的培養(yǎng)，1923年初，韓麟符、李鐵然(又名陳鏡湖)、榮耀先(蒙古族)等率先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中共北方地區(qū)組織和黨的創(chuàng)始人李大釗及革命活動家鄧中夏、趙世炎、何孟雄、黃日葵等的精心培養(yǎng)下,1925年在北京蒙藏學校學習的,來自土默特旗和喀喇沁旗的蒙古族學生云澤(烏蘭夫)、奎璧、多松年、李裕智、吉雅泰、佛鼎、趙誠、高布澤博、白海風等數十人，成為黨的成員，建立了內蒙古地區(qū)的第一個黨支部。隨后，黨組織為保護和繼續(xù)培養(yǎng)他們，分批派往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蒙古黨務學校、中國廣州黃埔軍校和農民運動講習所，接受政治理論、農民運動、軍事等知識和訓練，為在內蒙古建立黨組織，準備了干部條件。
    　　中共北方組織為開展民族工作，在國共合作的條件下，在幫助國民黨在內蒙古建立黨部的同時，建立中共黨組織。1925年3月,分別組建了中共熱河特別區(qū)工委,負責人李鐵然、杜真生；中共察哈爾特別區(qū)工委，負責人張良翰(蒙古族)，1926年由多松年任書記；中共綏遠特別區(qū)工委，書記吉雅泰；中共包頭(蒙古)工作委員會，書記李裕智。各工委以熱、察、綏、蒙古四個國民黨黨部的名義公開活動,培養(yǎng)先進分子加入中國共產黨,擴大和建立黨的基層組織，開展農民運動。1925年10月，中共北方區(qū)委和張家口地委建立，在這兩個黨組織的領導下，綏遠特別區(qū)建立了中共綏遠特支，書記路作霖；1926年7月，改建為中共綏遠地委，熊味根、路作霖先后任書記，先后發(fā)展黨團員30多人。大革命時期在這四個工委的領導下，熱、察、綏的農民運動蓬勃發(fā)展，普遍建立了農民協會。1927年3月，綏遠歸綏爆發(fā)的“孤魂灘事件”，是一次以農民為主各階層群眾參加的反軍閥斗爭高潮。
    　　由于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聯合，國民黨右派的背叛，加上陳獨秀等中共領導人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持續(xù)三年多的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敗了。內蒙古地區(qū)的國民黨右派也打出反共旗號，中共黨組織遭到破壞，李裕智、多松年等一批優(yōu)秀共產黨人慘遭敵人殺害，白色恐怖籠罩內蒙古。
    　　二、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
    　　大革命失敗后，內蒙古地區(qū)的多數共產黨人沒有被反革命血雨腥風所嚇倒，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干凈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從公開斗爭轉向地下斗爭，從城市轉移到農村，尋找黨的組織，為恢復黨的組織，進行了艱苦不懈的斗爭。
    　　1927年8月，中共順直(順天和直隸)省委在天津成立。10月，經順直省委批準,中共綏遠特別支部在歸綏成立,王建功任書記。這位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的老黨員,帶領特支同志,秘密聯絡起失散的30多名中共黨員，組建了城市、手工業(yè)工人、鐵路工人及包頭、臨河等五個支部。1928年4月，王建功被國民黨綏遠當局通緝離綏，由李子光任代理書記；1929年3月，由于有人叛變，王建功、李子光相繼被捕，特支瓦解。
    　　1931年4月，中共山西省委派趙鵬九等來綏遠,組建了綏遠特委，趙鵬九任書記。特委恢復了王建功、楊植霖等人的黨籍，團結帶領一批進步青年，開展揭露國民黨當局黑暗統治的活動。因受“左”傾盲動主義的影響，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即遭破壞，大部分共產黨人被捕入獄，他們在獄中在王若飛的領導下，堅持斗爭。
    　　1932年8月，中共河北省委派楊一帆來歸綏，聯絡中共黨員杜如薪、蘇謙益等，組建了中共歸綏中心縣委和綏遠反帝大同盟，杜如薪任書記，掀起頗有聲勢的綏遠進步思想文化運動和反帝愛國斗爭。1933年5月，在綏遠國民黨反動派的鎮(zhèn)壓下，被迫停止活動。1933年8月，中共河北省委派劉仁來到包頭，與中共黨員吉合、梁一鳴組建了中共綏遠特委。特委一邊在平綏鐵路開展工人運動，一邊在國民黨軍隊孫殿英部四十一軍中開展士兵運動；并且在綏西河套建立了中共臨河縣委，領導農民運動；在土默特旗開展蒙古民族工作。直到1935年春，平津地區(qū)的黨組織被破壞后，包頭的國民黨反共氣焰囂張之時，綏遠特委被迫停止活動。
    　　1929年秋，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從蘇聯派中共黨員佛鼎、烏蘭夫、蘇共黨員特木爾巴根、朋斯克等回國。佛鼎、烏蘭夫在蒙古烏蘭巴托與在蒙的奎璧、李森、云三德勝，組建了中共西蒙工作委員會，佛鼎、烏蘭夫先后任書記。特木爾巴根等到東蒙開展工作。西蒙工委在土默川和大青山區(qū)蒙古族聚居的農村開展民族工作，堅持扎根農村，長期隱蔽，秘密活動的方針，聯絡了中共黨員賈力更(蒙古族)、高布澤博、勇夫(蒙古族)、云潤(蒙古族)等，發(fā)展了蒙古族黨員高鳳英、畢力格巴圖爾等，壯大了黨的組織。并與伊盟準格爾旗的中共黨員奇子俊聯絡開展伊盟工作。1931年初冬，黨中央派王若飛等來包頭，準備赴寧夏組建領導西北五省的中共西北特委。烏蘭夫與王若飛研究開展民族工作時，王若飛在包頭被捕，押解至歸綏綏遠監(jiān)獄。在獄中王若飛領導獄中的楊植霖、王建功、蘇謙益、楊葉澎、韓燕如、楊國興等共產黨員和革命青年，進行氣壯山河的獄中斗爭。烏蘭夫、李森等組織營救?？傊髅晒の沁@一時期堅持時間最長、工作成效顯著的黨組織。
    　　1936年7月，中共北方局派王一民到綏遠河套墾區(qū)，組建了中共綏西工作委員會，李衡任書記?！耙欢拧边\動后，平津地區(qū)的100多名中共黨員秘密來到墾區(qū)，經過發(fā)展，黨員達到200多人。
    　　1936年5月，紅軍解放了陜西定邊、鹽池等縣，在定邊成立了中共蒙古工作委員會，開展伊盟的民族工作。10月，改組為中共少數民族委員會，增設了蒙民部、回民部等機構。在伊盟建立了中共鄂托克、烏審兩旗工委，組織牧民解放斗爭。
    　　中共順直省委為開展內蒙古中部地區(qū)的工作,1928年2月，在天津領導組建了中共內蒙古特別支部，韓麟符任書記，委員有楊洪濤、鄭丕烈、云潤、辛覺民等,主要領導熱河、察哈爾地區(qū)的革命活動。1929年2月，改組為中共內蒙古特委，由中共中央直接領導。1930年特委書記鄭丕烈及原書記韓麟符被捕，特委遭到破壞。不久，又組成了以李鐵然、劉剛、王逸倫為常委的新特委。黨的組織得到恢復，黨員達到93人，青年團員有176人，旗縣委8個，特支3個，分布在熱河、察哈爾地區(qū)的學校、鐵路、部隊、警察、民團和農村中。“九一八”事變后，特委組織蒙漢抗日同盟軍，領導各族各界人民投入抗日救亡運動。
    　　在土地革命的十年中，中國共產黨在險惡的形勢下，為恢復內蒙古地區(qū)的黨組織，領導蒙漢各族人民進行了頑強的斗爭，黨的紅旗一直飄揚在人民的心中。
    　　三、抗日戰(zhàn)爭時期
    　　1937年“七七事變”以后，日本侵略軍大舉侵華，中華民族全面抗戰(zhàn)就此開始。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侵略，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利益為重，拋棄前嫌，與中國國民黨再次合作，同仇亂愾，共赴國難，建立了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在與日寇的殊死斗爭中，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得到發(fā)展壯大。
    　　內蒙古地處抗日前線，是陜甘寧邊區(qū)的門戶。中共中央決定在內蒙古繼續(xù)發(fā)展黨的組織, 開展蒙古民族工作,建立敵后抗日游擊根據地。1937年10月，黨中央和陜甘寧邊區(qū)黨委在與伊盟毗連的陜西靖邊、定邊、安邊三縣，建立了中共三邊地委，領導伊盟、寧夏一帶的抗日斗爭。1938年4月，黨中央又建立了中共蒙古工作委員會，5月，改稱中共綏蒙工委，白如冰任書記，委員有云澤、白海風、孔令甫、劉興源等。6月，綏蒙工委在伊盟組建了中共桃力民工委、中共河套特委，分別由白成銘和劉瑞森任書記。桃力民工委不但鞏固了原有的烏審、鄂托克兩個旗工委，而且還建立了包固(包頭、固陽)工委、杭錦、札薩克、郡王、準格爾等旗委和東勝縣委，使整個伊盟成為中共中央所在地陜北的屏障。特別是對蒙古民族的統一戰(zhàn)線工作成效顯著。河套特委成立后,積極發(fā)展黨的組織,深入開展群眾性的抗日救亡運動，為促進與聯合國民黨傅作義部隊抗日作出貢獻。到1939年11月，河套地區(qū)的黨組織有五原、臨河、安北三個縣委，共有黨員560多名。
    　　1938年上半年，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作出建立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的戰(zhàn)略決策。7月，中共中央由中共晉西北臨時委員會組建了中共大青山特委，武新宇任書記，進入大青山區(qū)，協助一二○師創(chuàng)建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特委首先在武川大灘一帶組建了歸武陶工委。同年11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領導下,成立了中共綏遠省委,白如冰任書記，委員有武新宇、劉瑞森、李井泉、趙通儒、于占彪、白成銘等，同時撤銷了綏蒙工委和大青山特委。1939年3月原綏蒙工委部分人員和晉西北派出的160多名黨員和干部進入大青山區(qū)，根據黨中央的指示，綏遠省委改稱中共綏遠區(qū)委。綏遠區(qū)委積極建立和發(fā)展基層組織，先后組建了中共綏西地委，楊植霖任書記，下轄薩縣、武川縣、托克托縣三個工委；中共綏東工委，白成銘任書記，下轄歸涼、豐涼、豐興、集豐四個縣委；中共綏中地委，武達平任書記，后由馬亞夫代理，下轄陶林、武歸、歸武、歸涼四個縣工委；中共歸綏工委,寧德青任書記,在日偽嚴密統治下的歸綏進行城市地下抗日斗爭，組織了“綏蒙抗日救國會”；中共土默特旗工委，奎璧、賈力更先后任書記，重點開展蒙古民族工作；在河套中共河套特委，打入國民黨傅作義部隊，開展統戰(zhàn)工作。這些黨組織在創(chuàng)建大青山游擊根據地，配合大青山支隊打擊日寇，動員蒙漢各族人民支援抗日等方面成績卓著。
    　　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在伊盟組建了中共伊盟工委，隸屬陜甘寧邊區(qū)黨委，趙通儒、劉瑞森、楊一木先后任書記。伊盟工委委員有云澤、徐子猷、牛剛、王萬義等，組織建立了中共包頭縣委、達拉特旗區(qū)委和準格爾旗工作團,開展民族工作。參加過百靈廟軍事暴動的蒙旗獨立旅,1939年擴編為國民黨新編陸軍第三師，白海風任師長，秘密建立了中共黨務委員和政治部，烏蘭夫任書記，紀松齡、朱實夫、克力更、寒峰等一批中共黨員在部隊任職，成為黨領導下的一支民族抗日武裝。
    　　1940年7月，根據中共中央指示，中共綏遠區(qū)委與中共塞北地委合并，建立了中共晉綏邊區(qū)委，白如冰任書記。1941年3月，黨中央指示綏遠工作應向東發(fā)展，擴大領導察綏兩省的工作，晉綏邊區(qū)黨委改稱中共綏察邊區(qū)委，白如冰、白成銘、高克林先后任書記；8月，中共中央晉綏分局成立，由隸屬中共晉西北委員會改屬晉綏分局領導。下轄中共綏西地委，楊植霖、王聚德、楊葉澎先后任書記；中共綏中地委，賈長明任書記；中共雁北地委，趙仲池任書記；中共綏南地委，李權超、張云峰先后任書記。1942年日寇對綏察地區(qū)進行瘋狂“掃蕩”，形勢嚴峻，綏察邊區(qū)黨委由雁北移至山西偏關。10月，晉綏分局將綏察邊區(qū)黨委和雁北地委合并，更名為中共塞北工委，高克林任書記，下轄綏西、綏南、雁北三地委及十多個縣委。
    　　1945年2月,中共中央批準塞北工委改稱中共綏蒙區(qū)委員會，高克林任書記，高克林、姚吉吉、張達志、云澤、武開章、楊植霖、蘇謙益、白成銘、曹振之、康建民為委員，下轄綏西地委、綏南工委、綏中地委和雁北地委，駐地和隸屬關系不變。
    　　中共冀東地委為開辟熱南抗日根據地的斗爭，1943年5月， 創(chuàng)建了承(德)平(泉)寧(城)聯合縣委和承平寧聯合縣辦事處。1945年2月，中共冀熱遼區(qū)委在熱河成立了寧(城)赤(峰)聯合縣工委。這些黨組織領導武工隊，為配合東北抗聯有力地打擊日寇，支援抗日斗爭作出貢獻。
    　　1939年，中共北滿省委深入呼倫貝爾地區(qū)，動員蒙漢各族群眾參加抗日斗爭，配合東北抗日聯軍從1939年至1941年三進呼倫貝爾，團結蒙古、達斡爾、朝鮮、鄂倫春、鄂溫克等少數民族和漢族人民，支援抗聯，共同打擊日寇。
    　　中共內蒙古各級黨組織，領導蒙漢各民族人民，經過8年艱苦卓絕的抗日斗爭，終于第一次贏得了抵抗外敵入侵的勝利。這一勝利是中華民族由衰敗走向復興的轉折點，為國家的獨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礎。
    　　四、解放戰(zhàn)爭時期
    　　全國解放戰(zhàn)爭時期，內蒙古地區(qū)是中國革命的兩種命運，兩個前途決戰(zhàn)的重要戰(zhàn)場之一。中國共產黨在內蒙古為保衛(wèi)抗戰(zhàn)勝利成果，推行民族區(qū)域自治,實現民族平等和解放,使內蒙古地區(qū)的黨組織得到更大的發(fā)展和壯大。
    　　當時的內蒙古地區(qū)對國共兩黨來說，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戰(zhàn)略地位，并展開了激烈的爭奪。1945年10月，在人民解放軍晉察冀、晉綏、綏蒙軍區(qū)的配合下，解放了綏東、綏南廣大地區(qū)。同年9月，中共中央決定，晉綏分局之下成立了呂梁、雁門、綏蒙三個區(qū)黨委。綏蒙區(qū)黨委由張達志任書記，蘇謙益任副書記。1946年1月，高克林接任書記,高克林、蘇謙益、姚吉吉、張達志、楊植霖、武開章、王文達、裴周玉、閻秀峰為常委，區(qū)委機關駐集寧、朔縣、豐鎮(zhèn)等地；先后恢復和建立了綏南、綏東、路北、晉綏五地地委、工委及包頭市委等6個地級黨委,下轄17個縣委，為支援解放戰(zhàn)爭貢獻了力量。1949年4月，中共綏蒙區(qū)委改隸中共中央華北局領導；6月，國民黨綏遠當局接受中共和平解決綏遠問題的條件，中共中央華北局決定，綏蒙區(qū)黨委改稱中共綏遠省委。
    　　1945年8月，中共伊盟工委重建，隸屬中共中央西北局，趙通儒、高增培先后任書記；1947年1月,伊盟工委與寧夏工委合并，改稱中共寧綏工委，朱敏任書記。2月，伊盟分別組成伊西和伊東工委；4月，合并為伊盟工委，高增培任書記，周仁山任副書記；1948年7月，又分建伊西和伊東工委；1949年7月，合并組建成伊盟盟委，隸屬中共綏遠省委。伊盟的黨組織在國民黨的統治下，領導人民軍隊進行自衛(wèi)解放斗爭，為保衛(wèi)黨中央作出貢獻。
    　　1945年8月，中共熱中地委在赤峰建立了中共赤峰市委；11月中共冀熱遼黨中央局在昭烏達盟北部成立了中共熱北地委，王逸倫任書記。 　1946年4月，中共遼西省委在哲盟成立了中共東蒙古工作委員會，對外稱西滿軍區(qū)辦事處，由張策、胡秉權、胡昭衡等組成；同年11月，中共遼西省委在哲盟成立了中共蒙古工作委員會,方知達任書記,與東蒙工委共同開展民族工作。
    　　1946年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成立以后，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了以云澤為書記的內蒙古黨委，領導巴烏、錫察地區(qū)的自治運動。1947年7月，中共中央、東北局將內蒙古中東部地區(qū)的黨組織加以統一，成立內蒙古共產黨工作委員會，云澤任書記、劉春任副書記，奎璧、王鐸、王再天、王逸倫、克力更、哈豐阿、特木爾巴根為委員，吉雅泰、阿思根為候補委員，下轄呼倫貝爾、納文慕仁、興安、哲里木、昭烏達、卓索圖、錫林郭勒、察哈爾等盟的盟委、盟工委。自此，內蒙古中東部地區(qū)有了統一的黨組織，迎接內蒙古全境的解放。
    　　五、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內蒙古全境獲得解放。中共中央為實現內蒙古統一的民族區(qū)域自治，1949年11月，將內蒙古共產黨工委，改建為中共中央內蒙古分局,隸屬華北局,分局由烏蘭浩特遷駐張家口，烏蘭夫任書記，奎璧、劉春、王逸倫、王再天、王鐸、高增培為委員。1952年8月，為加強黨對內蒙古自治區(qū)和綏遠省的領導，將內蒙古分局和綏遠省委合并，改稱中共中央蒙綏分局，吸收原綏遠省委委員為分局委員，蘇謙益任副書記，分局由張家口遷駐歸綏市。1953年5月，設立了由烏蘭夫、蘇謙益、楊植霖、奎璧、王文達、王再天、王逸倫、潘紀文、高增培組成的分局常委會，下轄歸綏、包頭兩市委，東部區(qū)黨委，察盟、錫盟兩工委，烏盟、伊盟兩盟委，陜壩、集寧兩地委及土默特旗委、綏東四旗中心旗委，統一了黨對綏遠和內蒙古的領導。
    　　1954年3月，中共中央積極推行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批準綏遠省和內蒙古自治區(qū)合并，撤銷綏遠省建制，劃歸內蒙古自治區(qū)，結束了內蒙古被分割的局面；并將中共中央蒙綏分局改稱中共中央內蒙古分局,烏蘭夫任書記,蘇謙益、楊植霖、奎璧、王鐸任副書記，常委會由烏蘭夫、蘇謙益、楊植霖、奎璧、王鐸、王文達、王逸倫、潘紀文、高增培組成。1955年7月，中共中央為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決定撤銷中共中央內蒙古分局，改設中共內蒙古自治區(qū)委員會,烏蘭夫仍任書記,副書記和常委會仍由內蒙古分局原副書記和常委(其中潘紀文調走，增補吉雅泰、權星垣)共11人組成。同年9月，成立內蒙古黨委書記處，由烏蘭夫、蘇謙益、楊植霖、奎璧、王鐸組成。11月，撤銷東部區(qū)黨委，成立呼倫貝爾、昭烏達、哲里木等盟委；1956年6月成立了巴彥淖爾盟盟委。原歸綏市委、包頭市委、察盟、錫盟、烏盟、伊盟等盟委、河套(原陜壩)、平地泉(原集寧)地委、土默特旗旗委、綏東四旗中心旗委，均由內蒙古黨委直接領導。
    　　從1956年至2001年，中共內蒙古自治區(qū)共召開七次代表大會，選出了七屆內蒙古黨委，全面領導自治區(qū)的社會主義建設。
    　　中共內蒙古自治區(qū)第一屆委員會(1956年7月至1963年4月)：第一書記烏蘭夫，書記蘇謙益、楊植霖、奎璧、王鐸、王再天、王逸倫，候補書記權星垣、胡昭衡，常委有15人。
    　　中共內蒙古自治區(qū)第二屆委員會(1963年4月至1966年5月)：第一書記烏蘭夫， 書記處書記奎璧、王鐸、王再天、王逸倫、權星垣、胡昭衡、高錦明、劉景平、畢力格巴圖爾，常委有19人。
    　　“文革”時期，1966年8月，烏蘭夫被撤銷了第一書記職務，解學恭任內蒙古黨委第一書記，李樹德、康修民為書記處書記，奎璧等9人保留書記處書記職務。1967年11月，內蒙古革委會成立，滕海清任主任，實行“一元化”領導，黨組織處于癱瘓狀態(tài)。1968年2月，中共內蒙古革委會核心小組成立，滕海清任組長，吳濤、高錦明任副組長。1969年12月，內蒙古實行全面分區(qū)軍管，組成前線指揮所黨的核心小組，鄭維山任書記，黃振棠、杜文達任副書記。
    　　中共內蒙古自治區(qū)第三屆委員會(1971年5月至1984年12月)：第一書記先后為尤太忠、周惠，第二書記先后為池必卿、周惠、廷懋， 常務書記王鐸,書記吳濤、寶日勒岱、劉景平、孔飛、王逸倫、云世英,副書記張鵬圖、杰爾格勒、李文、布赫、石生榮、千奮勇、林蔚然、巴圖巴根、劉貴謙，常委有38人。
    　　中共內蒙古自治區(qū)第四屆委員會(1984年12月至1989年12月)：書記先后由周惠、張曙光、王群擔任，副書記布赫、千奮勇、巴圖巴根、田聰明，常委有15人。
    　　中共內蒙古自治區(qū)第五屆委員會(1989年12月至1994年12月)： 書記先后為王群、劉明祖，副書記布赫、張丁華、千奮勇、烏力吉、劉云山、、王占，常委有16人。
    　　中共內蒙古自治區(qū)第六屆委員會(1994年12月至2001年12月)：書記先后為劉明祖、儲波，副書記烏力吉、、王占、烏云其木格、云布龍、白志健，常委有18人。
    　　中共內蒙古自治區(qū)第七屆委員會(2001年12月——)：書記儲波，副書記烏云其木格、岳福洪、陳光林、楊利民、巴特爾，常委有14人。
    　　內蒙古黨委領導全區(qū)各族人民，貫徹民族區(qū)域自治政策，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把內蒙古建設成“模范自治區(qū)”；改革開放以來，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努力實踐江澤民總書記提出的“三個代表”的要求，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為建設富裕、民主、文明的內蒙古努力奮斗。

    (作者單位：內蒙古檔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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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對于20世紀的中國，是一個石破天驚的偉大事件。中國共產黨從小到大、由弱變,歷經千難萬險，糾正失誤，戰(zhàn)勝強敵，終于在28年后締造了一個新生的共和國；經過50多年的建設，使這個古老的多民族和睦相處的國家，再度屹立于世界強國之林。光輝的歷史詮釋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地位和作用。進入21世紀，中國共產黨與時俱進，江澤民總書記提出“三個代表”的要求，永葆黨的先進性，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繼續(xù)前進。
    　　內蒙古地區(qū)是中國共產黨最早開辟工作的少數民族地區(qū)。這一地區(qū)黨組織的建設和發(fā)展，與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歷程同步俱進，走過了近80年的奮斗路程。
    　　一、黨的建立和第一次大革命時期
    　　中國共產黨在內蒙古地區(qū)建立組織是從用馬克思主義的先進思想培養(yǎng)蒙漢各族青年開始的。經過黨的培養(yǎng)，1923年初，韓麟符、李鐵然(又名陳鏡湖)、榮耀先(蒙古族)等率先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中共北方地區(qū)組織和黨的創(chuàng)始人李大釗及革命活動家鄧中夏、趙世炎、何孟雄、黃日葵等的精心培養(yǎng)下,1925年在北京蒙藏學校學習的,來自土默特旗和喀喇沁旗的蒙古族學生云澤(烏蘭夫)、奎璧、多松年、李裕智、吉雅泰、佛鼎、趙誠、高布澤博、白海風等數十人，成為黨的成員，建立了內蒙古地區(qū)的第一個黨支部。隨后，黨組織為保護和繼續(xù)培養(yǎng)他們，分批派往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蒙古黨務學校、中國廣州黃埔軍校和農民運動講習所，接受政治理論、農民運動、軍事等知識和訓練，為在內蒙古建立黨組織，準備了干部條件。
    　　中共北方組織為開展民族工作，在國共合作的條件下，在幫助國民黨在內蒙古建立黨部的同時，建立中共黨組織。1925年3月,分別組建了中共熱河特別區(qū)工委,負責人李鐵然、杜真生；中共察哈爾特別區(qū)工委，負責人張良翰(蒙古族)，1926年由多松年任書記；中共綏遠特別區(qū)工委，書記吉雅泰；中共包頭(蒙古)工作委員會，書記李裕智。各工委以熱、察、綏、蒙古四個國民黨黨部的名義公開活動,培養(yǎng)先進分子加入中國共產黨,擴大和建立黨的基層組織，開展農民運動。1925年10月，中共北方區(qū)委和張家口地委建立，在這兩個黨組織的領導下，綏遠特別區(qū)建立了中共綏遠特支，書記路作霖；1926年7月，改建為中共綏遠地委，熊味根、路作霖先后任書記，先后發(fā)展黨團員30多人。大革命時期在這四個工委的領導下，熱、察、綏的農民運動蓬勃發(fā)展，普遍建立了農民協會。1927年3月，綏遠歸綏爆發(fā)的“孤魂灘事件”，是一次以農民為主各階層群眾參加的反軍閥斗爭高潮。
    　　由于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聯合，國民黨右派的背叛，加上陳獨秀等中共領導人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持續(xù)三年多的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敗了。內蒙古地區(qū)的國民黨右派也打出反共旗號，中共黨組織遭到破壞，李裕智、多松年等一批優(yōu)秀共產黨人慘遭敵人殺害，白色恐怖籠罩內蒙古。
    　　二、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
    　　大革命失敗后，內蒙古地區(qū)的多數共產黨人沒有被反革命血雨腥風所嚇倒，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干凈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從公開斗爭轉向地下斗爭，從城市轉移到農村，尋找黨的組織，為恢復黨的組織，進行了艱苦不懈的斗爭。
    　　1927年8月，中共順直(順天和直隸)省委在天津成立。10月，經順直省委批準,中共綏遠特別支部在歸綏成立,王建功任書記。這位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的老黨員,帶領特支同志,秘密聯絡起失散的30多名中共黨員，組建了城市、手工業(yè)工人、鐵路工人及包頭、臨河等五個支部。1928年4月，王建功被國民黨綏遠當局通緝離綏，由李子光任代理書記；1929年3月，由于有人叛變，王建功、李子光相繼被捕，特支瓦解。
    　　1931年4月，中共山西省委派趙鵬九等來綏遠,組建了綏遠特委，趙鵬九任書記。特委恢復了王建功、楊植霖等人的黨籍，團結帶領一批進步青年，開展揭露國民黨當局黑暗統治的活動。因受“左”傾盲動主義的影響，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即遭破壞，大部分共產黨人被捕入獄，他們在獄中在王若飛的領導下，堅持斗爭。
    　　1932年8月，中共河北省委派楊一帆來歸綏，聯絡中共黨員杜如薪、蘇謙益等，組建了中共歸綏中心縣委和綏遠反帝大同盟，杜如薪任書記，掀起頗有聲勢的綏遠進步思想文化運動和反帝愛國斗爭。1933年5月，在綏遠國民黨反動派的鎮(zhèn)壓下，被迫停止活動。1933年8月，中共河北省委派劉仁來到包頭，與中共黨員吉合、梁一鳴組建了中共綏遠特委。特委一邊在平綏鐵路開展工人運動，一邊在國民黨軍隊孫殿英部四十一軍中開展士兵運動；并且在綏西河套建立了中共臨河縣委，領導農民運動；在土默特旗開展蒙古民族工作。直到1935年春，平津地區(qū)的黨組織被破壞后，包頭的國民黨反共氣焰囂張之時，綏遠特委被迫停止活動。
    　　1929年秋，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從蘇聯派中共黨員佛鼎、烏蘭夫、蘇共黨員特木爾巴根、朋斯克等回國。佛鼎、烏蘭夫在蒙古烏蘭巴托與在蒙的奎璧、李森、云三德勝，組建了中共西蒙工作委員會，佛鼎、烏蘭夫先后任書記。特木爾巴根等到東蒙開展工作。西蒙工委在土默川和大青山區(qū)蒙古族聚居的農村開展民族工作，堅持扎根農村，長期隱蔽，秘密活動的方針，聯絡了中共黨員賈力更(蒙古族)、高布澤博、勇夫(蒙古族)、云潤(蒙古族)等，發(fā)展了蒙古族黨員高鳳英、畢力格巴圖爾等，壯大了黨的組織。并與伊盟準格爾旗的中共黨員奇子俊聯絡開展伊盟工作。1931年初冬，黨中央派王若飛等來包頭，準備赴寧夏組建領導西北五省的中共西北特委。烏蘭夫與王若飛研究開展民族工作時，王若飛在包頭被捕，押解至歸綏綏遠監(jiān)獄。在獄中王若飛領導獄中的楊植霖、王建功、蘇謙益、楊葉澎、韓燕如、楊國興等共產黨員和革命青年，進行氣壯山河的獄中斗爭。烏蘭夫、李森等組織營救?？傊?，西蒙工委是這一時期堅持時間最長、工作成效顯著的黨組織。
    　　1936年7月，中共北方局派王一民到綏遠河套墾區(qū)，組建了中共綏西工作委員會，李衡任書記?！耙欢拧边\動后，平津地區(qū)的100多名中共黨員秘密來到墾區(qū)，經過發(fā)展，黨員達到200多人。
    　　1936年5月，紅軍解放了陜西定邊、鹽池等縣，在定邊成立了中共蒙古工作委員會，開展伊盟的民族工作。10月，改組為中共少數民族委員會，增設了蒙民部、回民部等機構。在伊盟建立了中共鄂托克、烏審兩旗工委，組織牧民解放斗爭。
    　　中共順直省委為開展內蒙古中部地區(qū)的工作,1928年2月，在天津領導組建了中共內蒙古特別支部，韓麟符任書記，委員有楊洪濤、鄭丕烈、云潤、辛覺民等,主要領導熱河、察哈爾地區(qū)的革命活動。1929年2月，改組為中共內蒙古特委，由中共中央直接領導。1930年特委書記鄭丕烈及原書記韓麟符被捕，特委遭到破壞。不久，又組成了以李鐵然、劉剛、王逸倫為常委的新特委。黨的組織得到恢復，黨員達到93人，青年團員有176人，旗縣委8個，特支3個，分布在熱河、察哈爾地區(qū)的學校、鐵路、部隊、警察、民團和農村中?！熬乓话恕笔伦兒?，特委組織蒙漢抗日同盟軍，領導各族各界人民投入抗日救亡運動。
    　　在土地革命的十年中，中國共產黨在險惡的形勢下，為恢復內蒙古地區(qū)的黨組織，領導蒙漢各族人民進行了頑強的斗爭，黨的紅旗一直飄揚在人民的心中。
    　　三、抗日戰(zhàn)爭時期
    　　1937年“七七事變”以后，日本侵略軍大舉侵華，中華民族全面抗戰(zhàn)就此開始。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侵略，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利益為重，拋棄前嫌，與中國國民黨再次合作，同仇亂愾，共赴國難，建立了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在與日寇的殊死斗爭中，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得到發(fā)展壯大。
    　　內蒙古地處抗日前線，是陜甘寧邊區(qū)的門戶。中共中央決定在內蒙古繼續(xù)發(fā)展黨的組織, 開展蒙古民族工作,建立敵后抗日游擊根據地。1937年10月，黨中央和陜甘寧邊區(qū)黨委在與伊盟毗連的陜西靖邊、定邊、安邊三縣，建立了中共三邊地委，領導伊盟、寧夏一帶的抗日斗爭。1938年4月，黨中央又建立了中共蒙古工作委員會，5月，改稱中共綏蒙工委，白如冰任書記，委員有云澤、白海風、孔令甫、劉興源等。6月，綏蒙工委在伊盟組建了中共桃力民工委、中共河套特委，分別由白成銘和劉瑞森任書記。桃力民工委不但鞏固了原有的烏審、鄂托克兩個旗工委，而且還建立了包固(包頭、固陽)工委、杭錦、札薩克、郡王、準格爾等旗委和東勝縣委，使整個伊盟成為中共中央所在地陜北的屏障。特別是對蒙古民族的統一戰(zhàn)線工作成效顯著。河套特委成立后,積極發(fā)展黨的組織,深入開展群眾性的抗日救亡運動，為促進與聯合國民黨傅作義部隊抗日作出貢獻。到1939年11月，河套地區(qū)的黨組織有五原、臨河、安北三個縣委，共有黨員560多名。
    　　1938年上半年，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作出建立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的戰(zhàn)略決策。7月，中共中央由中共晉西北臨時委員會組建了中共大青山特委，武新宇任書記，進入大青山區(qū)，協助一二○師創(chuàng)建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特委首先在武川大灘一帶組建了歸武陶工委。同年11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領導下,成立了中共綏遠省委,白如冰任書記，委員有武新宇、劉瑞森、李井泉、趙通儒、于占彪、白成銘等，同時撤銷了綏蒙工委和大青山特委。1939年3月原綏蒙工委部分人員和晉西北派出的160多名黨員和干部進入大青山區(qū)，根據黨中央的指示，綏遠省委改稱中共綏遠區(qū)委。綏遠區(qū)委積極建立和發(fā)展基層組織，先后組建了中共綏西地委，楊植霖任書記，下轄薩縣、武川縣、托克托縣三個工委；中共綏東工委，白成銘任書記，下轄歸涼、豐涼、豐興、集豐四個縣委；中共綏中地委，武達平任書記，后由馬亞夫代理，下轄陶林、武歸、歸武、歸涼四個縣工委；中共歸綏工委,寧德青任書記,在日偽嚴密統治下的歸綏進行城市地下抗日斗爭，組織了“綏蒙抗日救國會”；中共土默特旗工委，奎璧、賈力更先后任書記，重點開展蒙古民族工作；在河套中共河套特委，打入國民黨傅作義部隊，開展統戰(zhàn)工作。這些黨組織在創(chuàng)建大青山游擊根據地，配合大青山支隊打擊日寇，動員蒙漢各族人民支援抗日等方面成績卓著。
    　　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在伊盟組建了中共伊盟工委，隸屬陜甘寧邊區(qū)黨委，趙通儒、劉瑞森、楊一木先后任書記。伊盟工委委員有云澤、徐子猷、牛剛、王萬義等，組織建立了中共包頭縣委、達拉特旗區(qū)委和準格爾旗工作團,開展民族工作。參加過百靈廟軍事暴動的蒙旗獨立旅,1939年擴編為國民黨新編陸軍第三師，白海風任師長，秘密建立了中共黨務委員和政治部，烏蘭夫任書記，紀松齡、朱實夫、克力更、寒峰等一批中共黨員在部隊任職，成為黨領導下的一支民族抗日武裝。
    　　1940年7月，根據中共中央指示，中共綏遠區(qū)委與中共塞北地委合并，建立了中共晉綏邊區(qū)委，白如冰任書記。1941年3月，黨中央指示綏遠工作應向東發(fā)展，擴大領導察綏兩省的工作，晉綏邊區(qū)黨委改稱中共綏察邊區(qū)委，白如冰、白成銘、高克林先后任書記；8月，中共中央晉綏分局成立，由隸屬中共晉西北委員會改屬晉綏分局領導。下轄中共綏西地委，楊植霖、王聚德、楊葉澎先后任書記；中共綏中地委，賈長明任書記；中共雁北地委，趙仲池任書記；中共綏南地委，李權超、張云峰先后任書記。1942年日寇對綏察地區(qū)進行瘋狂“掃蕩”，形勢嚴峻，綏察邊區(qū)黨委由雁北移至山西偏關。10月，晉綏分局將綏察邊區(qū)黨委和雁北地委合并，更名為中共塞北工委，高克林任書記，下轄綏西、綏南、雁北三地委及十多個縣委。
    　　1945年2月,中共中央批準塞北工委改稱中共綏蒙區(qū)委員會，高克林任書記，高克林、姚吉吉、張達志、云澤、武開章、楊植霖、蘇謙益、白成銘、曹振之、康建民為委員，下轄綏西地委、綏南工委、綏中地委和雁北地委，駐地和隸屬關系不變。
    　　中共冀東地委為開辟熱南抗日根據地的斗爭，1943年5月， 創(chuàng)建了承(德)平(泉)寧(城)聯合縣委和承平寧聯合縣辦事處。1945年2月，中共冀熱遼區(qū)委在熱河成立了寧(城)赤(峰)聯合縣工委。這些黨組織領導武工隊，為配合東北抗聯有力地打擊日寇，支援抗日斗爭作出貢獻。
    　　1939年，中共北滿省委深入呼倫貝爾地區(qū)，動員蒙漢各族群眾參加抗日斗爭，配合東北抗日聯軍從1939年至1941年三進呼倫貝爾，團結蒙古、達斡爾、朝鮮、鄂倫春、鄂溫克等少數民族和漢族人民，支援抗聯，共同打擊日寇。
    　　中共內蒙古各級黨組織，領導蒙漢各民族人民，經過8年艱苦卓絕的抗日斗爭，終于第一次贏得了抵抗外敵入侵的勝利。這一勝利是中華民族由衰敗走向復興的轉折點，為國家的獨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礎。
    　　四、解放戰(zhàn)爭時期
    　　全國解放戰(zhàn)爭時期，內蒙古地區(qū)是中國革命的兩種命運，兩個前途決戰(zhàn)的重要戰(zhàn)場之一。中國共產黨在內蒙古為保衛(wèi)抗戰(zhàn)勝利成果，推行民族區(qū)域自治,實現民族平等和解放,使內蒙古地區(qū)的黨組織得到更大的發(fā)展和壯大。
    　　當時的內蒙古地區(qū)對國共兩黨來說，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戰(zhàn)略地位，并展開了激烈的爭奪。1945年10月，在人民解放軍晉察冀、晉綏、綏蒙軍區(qū)的配合下，解放了綏東、綏南廣大地區(qū)。同年9月，中共中央決定，晉綏分局之下成立了呂梁、雁門、綏蒙三個區(qū)黨委。綏蒙區(qū)黨委由張達志任書記，蘇謙益任副書記。1946年1月，高克林接任書記,高克林、蘇謙益、姚吉吉、張達志、楊植霖、武開章、王文達、裴周玉、閻秀峰為常委，區(qū)委機關駐集寧、朔縣、豐鎮(zhèn)等地；先后恢復和建立了綏南、綏東、路北、晉綏五地地委、工委及包頭市委等6個地級黨委,下轄17個縣委，為支援解放戰(zhàn)爭貢獻了力量。1949年4月，中共綏蒙區(qū)委改隸中共中央華北局領導；6月，國民黨綏遠當局接受中共和平解決綏遠問題的條件，中共中央華北局決定，綏蒙區(qū)黨委改稱中共綏遠省委。
    　　1945年8月，中共伊盟工委重建，隸屬中共中央西北局，趙通儒、高增培先后任書記；1947年1月,伊盟工委與寧夏工委合并，改稱中共寧綏工委，朱敏任書記。2月，伊盟分別組成伊西和伊東工委；4月，合并為伊盟工委，高增培任書記，周仁山任副書記；1948年7月，又分建伊西和伊東工委；1949年7月，合并組建成伊盟盟委，隸屬中共綏遠省委。伊盟的黨組織在國民黨的統治下，領導人民軍隊進行自衛(wèi)解放斗爭，為保衛(wèi)黨中央作出貢獻。
    　　1945年8月，中共熱中地委在赤峰建立了中共赤峰市委；11月中共冀熱遼黨中央局在昭烏達盟北部成立了中共熱北地委，王逸倫任書記。 　1946年4月，中共遼西省委在哲盟成立了中共東蒙古工作委員會，對外稱西滿軍區(qū)辦事處，由張策、胡秉權、胡昭衡等組成；同年11月，中共遼西省委在哲盟成立了中共蒙古工作委員會,方知達任書記,與東蒙工委共同開展民族工作。
    　　1946年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成立以后，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了以云澤為書記的內蒙古黨委，領導巴烏、錫察地區(qū)的自治運動。1947年7月，中共中央、東北局將內蒙古中東部地區(qū)的黨組織加以統一，成立內蒙古共產黨工作委員會，云澤任書記、劉春任副書記，奎璧、王鐸、王再天、王逸倫、克力更、哈豐阿、特木爾巴根為委員，吉雅泰、阿思根為候補委員，下轄呼倫貝爾、納文慕仁、興安、哲里木、昭烏達、卓索圖、錫林郭勒、察哈爾等盟的盟委、盟工委。自此，內蒙古中東部地區(qū)有了統一的黨組織，迎接內蒙古全境的解放。
    　　五、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內蒙古全境獲得解放。中共中央為實現內蒙古統一的民族區(qū)域自治，1949年11月，將內蒙古共產黨工委，改建為中共中央內蒙古分局,隸屬華北局,分局由烏蘭浩特遷駐張家口，烏蘭夫任書記，奎璧、劉春、王逸倫、王再天、王鐸、高增培為委員。1952年8月，為加強黨對內蒙古自治區(qū)和綏遠省的領導，將內蒙古分局和綏遠省委合并，改稱中共中央蒙綏分局，吸收原綏遠省委委員為分局委員，蘇謙益任副書記，分局由張家口遷駐歸綏市。1953年5月，設立了由烏蘭夫、蘇謙益、楊植霖、奎璧、王文達、王再天、王逸倫、潘紀文、高增培組成的分局常委會，下轄歸綏、包頭兩市委，東部區(qū)黨委，察盟、錫盟兩工委，烏盟、伊盟兩盟委，陜壩、集寧兩地委及土默特旗委、綏東四旗中心旗委，統一了黨對綏遠和內蒙古的領導。
    　　1954年3月，中共中央積極推行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批準綏遠省和內蒙古自治區(qū)合并，撤銷綏遠省建制，劃歸內蒙古自治區(qū)，結束了內蒙古被分割的局面；并將中共中央蒙綏分局改稱中共中央內蒙古分局,烏蘭夫任書記,蘇謙益、楊植霖、奎璧、王鐸任副書記，常委會由烏蘭夫、蘇謙益、楊植霖、奎璧、王鐸、王文達、王逸倫、潘紀文、高增培組成。1955年7月，中共中央為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決定撤銷中共中央內蒙古分局，改設中共內蒙古自治區(qū)委員會,烏蘭夫仍任書記,副書記和常委會仍由內蒙古分局原副書記和常委(其中潘紀文調走，增補吉雅泰、權星垣)共11人組成。同年9月，成立內蒙古黨委書記處，由烏蘭夫、蘇謙益、楊植霖、奎璧、王鐸組成。11月，撤銷東部區(qū)黨委，成立呼倫貝爾、昭烏達、哲里木等盟委；1956年6月成立了巴彥淖爾盟盟委。原歸綏市委、包頭市委、察盟、錫盟、烏盟、伊盟等盟委、河套(原陜壩)、平地泉(原集寧)地委、土默特旗旗委、綏東四旗中心旗委，均由內蒙古黨委直接領導。
    　　從1956年至2001年，中共內蒙古自治區(qū)共召開七次代表大會，選出了七屆內蒙古黨委，全面領導自治區(qū)的社會主義建設。
    　　中共內蒙古自治區(qū)第一屆委員會(1956年7月至1963年4月)：第一書記烏蘭夫，書記蘇謙益、楊植霖、奎璧、王鐸、王再天、王逸倫，候補書記權星垣、胡昭衡，常委有15人。
    　　中共內蒙古自治區(qū)第二屆委員會(1963年4月至1966年5月)：第一書記烏蘭夫， 書記處書記奎璧、王鐸、王再天、王逸倫、權星垣、胡昭衡、高錦明、劉景平、畢力格巴圖爾，常委有19人。
    　　“文革”時期，1966年8月，烏蘭夫被撤銷了第一書記職務，解學恭任內蒙古黨委第一書記，李樹德、康修民為書記處書記，奎璧等9人保留書記處書記職務。1967年11月，內蒙古革委會成立，滕海清任主任，實行“一元化”領導，黨組織處于癱瘓狀態(tài)。1968年2月，中共內蒙古革委會核心小組成立，滕海清任組長，吳濤、高錦明任副組長。1969年12月，內蒙古實行全面分區(qū)軍管，組成前線指揮所黨的核心小組，鄭維山任書記，黃振棠、杜文達任副書記。
    　　中共內蒙古自治區(qū)第三屆委員會(1971年5月至1984年12月)：第一書記先后為尤太忠、周惠，第二書記先后為池必卿、周惠、廷懋， 常務書記王鐸,書記吳濤、寶日勒岱、劉景平、孔飛、王逸倫、云世英,副書記張鵬圖、杰爾格勒、李文、布赫、石生榮、千奮勇、林蔚然、巴圖巴根、劉貴謙，常委有38人。
    　　中共內蒙古自治區(qū)第四屆委員會(1984年12月至1989年12月)：書記先后由周惠、張曙光、王群擔任，副書記布赫、千奮勇、巴圖巴根、田聰明，常委有15人。
    　　中共內蒙古自治區(qū)第五屆委員會(1989年12月至1994年12月)： 書記先后為王群、劉明祖，副書記布赫、張丁華、千奮勇、烏力吉、劉云山、、王占，常委有16人。
    　　中共內蒙古自治區(qū)第六屆委員會(1994年12月至2001年12月)：書記先后為劉明祖、儲波，副書記烏力吉、、王占、烏云其木格、云布龍、白志健，常委有18人。
    　　中共內蒙古自治區(qū)第七屆委員會(2001年12月——)：書記儲波，副書記烏云其木格、岳福洪、陳光林、楊利民、巴特爾，常委有14人。
    　　內蒙古黨委領導全區(qū)各族人民，貫徹民族區(qū)域自治政策，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把內蒙古建設成“模范自治區(qū)”；改革開放以來，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努力實踐江澤民總書記提出的“三個代表”的要求，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為建設富裕、民主、文明的內蒙古努力奮斗。

    (作者單位：內蒙古檔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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