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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是以蒙古統(tǒng)治者為主建立的統(tǒng)治全國的封建王朝。其創(chuàng)建者忽必烈，是成吉思汗之孫，憲宗蒙哥之弟。當他潛藩漠北為藩王時，就“思大有為于天下”。（1）非常贊賞唐太宗李世民為秦王時，“廣延四方文學之士，講論治道，終至太平”，（2）不斷延攬“耆儒碩德”和各種“奇材異能之士”到漠北潛邸，“待以心腹，契如魚水”。向他們咨謀治國平天下之道，并請他們推薦“南州人物，可備器使者”。（3）

當時應邀至漠北，受到忽必烈器重的“才能智略之士”包括：海云(禪宗僧人，名印簡，俗姓宋)、劉秉忠、趙璧、王鶚、張德輝、張文廉、竇默、李德輝、姚樞、馬亨、徐世隆等，皆就忽必烈所關心的治國、平天下之道，各抒所見。其中“于書無所不讀”，學兼儒、釋、道三家的劉秉忠所上“萬言之書”，從典章、禮樂、法度，“以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一直談到“務農(nóng)?！?、“設學?！?、“罷繁碎”、“止科征”、“尊孔子”、訪名儒、“頒歷改元”、“大開言路”，尊賢任能、統(tǒng)一法度等，得到了忽必烈的“嘉納”。（4）說明忽必烈對劉秉忠所上借鑒中原封建王朝統(tǒng)治經(jīng)驗的建議，非常賞識，后多付諸實施。

具有“王佐之略”的大儒姚樞，亦曾上書數(shù)千百言?！暗狸惗廴踔溃灾螄教煜轮蠼?jīng)，匯為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的治道共三十條：即立省部、辟才行、班俸祿、定法律、省刑獄、設監(jiān)司、明黜陟、閣征斂、簡驛傳、修學校、崇經(jīng)術、重農(nóng)桑、寬賦稅、省徭役、禁游惰、肅軍政、周匱乏、布屯田、通漕運、倚債負、廣儲蓄等等。忽必烈“奇其才，動必召問，且使授世子經(jīng)”。（5）說明忽必烈對姚樞所上之“治國平天下之大經(jīng)”非常重視。此后亦多付諸實施。姚樞亦感忽必烈“虛己受言，可大有為，感以一介見信之深，見問之切，乃許捐身馳驅(qū)宣力”。（6）中原漢地“大賢碩儒”與蒙古貴族新派的代表忽必烈，互相推心置腹，彼此昭合無間了。

與此同時，忽必烈與呼之為“狀元”的曹州東明(今屬山東)人王鶚，朝夕相見，無所不談。凡儒家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王鶚皆陳于前。忽必烈大為聳動，嘗諭王鶚曰：“我今雖未能行，安知他日不行之耶”。（7）說明早在潛藩漠北時期，忽必烈不僅“思大有為于天下”，而且欲將中國傳統(tǒng)的儒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行之于天下了。

1251年(蒙哥汗元年)，忽必烈之兄蒙哥被蒙古諸王、諸大將推舉為大汗。忽必烈本人也因為是蒙哥的同母弟“最長而賢”，取得了主管“漠南漢地軍國庶事”的大權。（8）同時可以“把駐在那些地區(qū)的所有左右翼的異密(大臣)置于他的統(tǒng)率(之)下”。（9）這時，忽必烈不僅可“以皇弟開邸金蓮川”，（10）廣延四方豪杰智謀之士，訪問古今治亂得失。而且可以承制封拜，征天下名士而用之”。（11）“使懷一藝，抱一能，莫不畢效其長，立功當世”。（12）史稱忽必烈“征聘四方宿儒俊造，賓接柄用，以更張治具。立安撫司于邢，爬疏蕪穢：立經(jīng)略司于汴，開斥邊徼；立宣撫司于秦，保厘封國”；“四方傳其新政”（13）就是忽必烈在南鎮(zhèn)金蓮川(即爪忽都之地)時期，將其從四方征聘而來的“宿儒俊造”用之于邢州、河南、關中等地，推行“新政”，而施展其政治報負所邁出的第一步。其中以邢州的新政最為突出。 

具有“名郡”之稱的邢州(今河北省邢臺市)，在忽必烈南下主管漠南漢地軍國庶事以前，蒙古統(tǒng)治者每年“遣人更迭監(jiān)牧，類皆不知撫治”，（14）而“惟知聚斂”（15）。加之邢州地處南北交通要沖，征需百出，民不聊生，只得四處逃亡。使邢州舊有戶萬余，  日減月削剩下不滿數(shù)百（16），致使國家的賦稅、投下領主的五戶絲，驛站的供應、商旅的投宿都無著落。真是“公私缺乏，日不能給”。（17）這時，封地在邢州的兩答刺罕和劉秉忠、張文謙等都向忽必烈進言，選擇良吏往治邢州，“要其成效，俾四方諸候，取法于我”。（18）忽必烈乃決定在邢州地區(qū)試行設立行政機構安撫司，先后派遣趙瑨、李惟簡(或名李簡)、劉肅、張耕、趙良弼等人前往整治，這些人多為他在南鎮(zhèn)金蓮川時所網(wǎng)羅而來的“宿儒俊造”。他們在忽必烈的全力支持下，積極推行新政，改變以往蒙占統(tǒng)治者竭澤而漁的掠奪政策，由是流民逐漸復業(yè)，經(jīng)過幾年的齊心撫治，終于取得“邢乃大治”（19）。

首先倡議在汴梁(今河南開封市)設河南經(jīng)略司以治理河南，進而以圖南宋者，為忽必烈的“潛邸舊臣”姚樞。忽必烈亦知“漢地不治，河南、陜西尤甚”（20）。于是乃請于憲宗，以忙哥、史天澤、楊惟中、趙璧等為經(jīng)略使，陳紀、楊果為參議，以治河南。針對當時河南“民無依恃，差役急迫，流離者多”（21）。而“軍將”則“惟利剽殺，子女玉帛，悉歸其家，城無居民，野皆榛莽”（22）。史天澤、楊惟中、趙璧等接受忽必烈整治河南的重任后，首先鏟除殘酷虐害河南人民的河南總管劉福及其黨羽楊興(睢州長官)、董某(封丘主簿)，“百姓鼓舞稱快”。（23）同時，舉賢任能，淘汰冗濫，信賞明罰，訓農(nóng)勸兵。均賦稅以蘇民困，更鈔法以通有無，立邊城以遏寇沖，立屯田保甲以實邊鄙，利則興之，害則去之。不及三年，河南大治。（24）

蒙哥汗以漢地分封親藩，忽必烈受京兆分地。他即遣姚樞立京兆宣撫司(治今陜西西安市)，當時京兆所轄八州十二縣，在兵火焚斬之余，戶不滿萬，皆驚憂而不聊生。（25）忽必烈乃以孛蘭、楊惟中為宣撫使，以有“經(jīng)濟(才)略，左官諸候”的商挺為郎中，（26）并以金末名儒楊奐為宣撫司參議，（27）“以才干稱”的馬亨為京兆榷課所長官。（28）惟中與商挺至陜，“進賢良，黜貪暴，明尊卑，出淹滯，定規(guī)程，主簿責，印楮幣，頒俸祿，務農(nóng)簿稅，通其有無”。“誅一大猾，群吏咸懼”，（29）民乃得安。

1254年(蒙哥汗四年)忽必烈以具有“文武全材、有用書生”的畏兀人廉希憲取代楊惟中為宣撫使，姚樞為勸農(nóng)使，并升商挺為宣撫副使，以治邢有成效的女真人趙良弼參議宣撫司事”。（30）又召許衡為京兆提教授，秦人聞許衡來，“莫不喜幸來學，郡縣皆建學校，民大化之”。（31）姚樞為關中勸農(nóng)使，“身至八州諸縣，諭上(指忽必烈)重農(nóng)之旨”。此后關中“桑成列者，皆所訓植”。（32）關中，亦即陜西之地，在經(jīng)濟、文化等方面取得長足發(fā)展。

通過忽必烈“選人以居職，頒俸以養(yǎng)廉、去污以清政，勸農(nóng)桑以富民”。對“邢州、河南、陜西皆不治之甚者”取得的所謂“號稱大治”（33）。從而使忽必烈以前蒙古統(tǒng)治者“對中原漢地，施治未遑”、“官盛刑濫、民困財殫”（34）的嚴峻局面大為改觀；史稱當時中原漢地“諸路之民，望陛下(忽必烈)之治，巳如赤子之求母”。（35）天下“生民”，莫不引領以望，“思見德化之盛，至治之美”。（36）雖然難免溢美之詞，但從此亦可見到忽必烈在其統(tǒng)治區(qū)內(nèi)推行新政，非常之得中土人心。（37）

1252年6月，忽必烈奉命出征大理(大理作為一個地方政權或國號，從其國主段思平開始，其疆域與南詔和元代云南行省略同)，以包抄南宋的后背。1253年秋，忽必烈從臨洮取道吐番，向大理進發(fā)。參加忽必烈這次遠征的，除了大將兀良哈臺及諸王阿必失哈、也只烈及左手諸王五十余人所率領的精銳蒙古軍外，還有漢人董文炳、董文忠、解誠、鄭鼎、畏兀人葉仙鼐等所率領的漢族地主武裝和色目人的軍隊。同時還選擇了他在潛藩時期一直追隨他的潛邸舊臣如劉秉忠、姚樞、張文謙等從行。1253年底大理城破，得忽必烈遣往大理招降的三使者尸。按照蒙古統(tǒng)治者“祖宗之法，殺詔使者，城破必屠”。（38）文謙與秉忠、姚樞諫曰：“殺使臣拒命者高祥(大理權臣)爾，非民之罪，請宥之”，（39）忽必烈即令姚樞“裂帛為旗，書止殺之令，傳示大街小巷，大理人民賴以全活”（40）。這既是相信儒臣所言不嗜殺人，能統(tǒng)一天下：同時也是他對其祖宗之法“殺詔使者，城撥必屠”的重大變通。免遭屠殺的大理人民不可能不歸心忽必烈。

1253年夏，忽必烈統(tǒng)率遠征云南大軍駐扎六盤山、監(jiān)洮，準備取道吐番，涉大滬水以奇襲大理（41）。吐番佛教薩迦派教主八思巴曾被忽必烈召至軍營，問及吐番的歷史和宗教方面的情況，（42）這是忽必烈與八思巴的第一次會見，（43）使忽必烈與八思巴建立了更深厚的關系。當忽必烈所統(tǒng)率的蒙漢大軍進至吐番境內(nèi)時，當時處于四分五裂的西藏地方割據(jù)勢力，互相爭戰(zhàn)，藏族人民的生產(chǎn)和生活都受到極大危害。忽必烈大軍從臨洮出發(fā)“俞吐番，分軍為三道，禁殺掠焚廬舍”。（44）隨即“下西蕃(即吐番)諸城”，（45）使分裂割據(jù)諸城的吐蕃統(tǒng)治者不得不投降忽必烈，這對吐蕃地區(qū)割據(jù)混戰(zhàn)的結束社會經(jīng)濟的恢復和發(fā)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忽必烈平定大理，師還，亦取道吐番。藏傳佛教薩迦派教主八思巴追隨忽必烈到漠南漢地，成為忽必烈王府之臣。史稱“世祖皇帝龍德淵潛，師(八思巴)知真命有歸，馳驛徑詣王府”。（46）就是八思巴知忽必烈大有可為而來投奔的。忽必烈即位稱帝之后，八思巴之所以能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西方佛子，大元帝師”（47），絕不是偶然的。

二、龍飛灤水，踐祚開平

1256年春，忽必烈又命劉秉忠于恒州之東，灤水之北，城開平府，經(jīng)營城郭宮室。（48）“以謹朝聘，出政令，來遠邇，保生聚，以控朔南之交”。（49）以后忽必烈定都于燕，遂以開平為上都，實行兩都制以取代蒙古汗國的政治中心哈剌和林，實濫觴于此。史稱忽必烈始作城郭宮室的開平城為“有龍居之”的“龍飛之地”，（50）是不難理解的。

忽必烈在其“潛邸”根據(jù)地開平經(jīng)營郭宮室，并在這里聚集了一大批文武才能之士，作為其統(tǒng)治漠南漢地的政治中心。還針對漢地不治，組織和重用這些才能之士，改變蒙古汗國竭澤而漁的傳統(tǒng)統(tǒng)治方式，取得邢州、河南、陜西的“號稱大治”。（51）率師征云南，變通“殺詔使者，城拔必屠”的“祖宗之法”為“神武不殺”。（52）完全符合各族人民的利益，但與蒙古、色目貴族既得利益和蒙古最高統(tǒng)治的汗權，特別是與大蒙古國以漠北和林為中心的既定國策是相對立的。這就必然引起“自謂遵祖宗之法，不蹈襲他國所為”（53）的蒙哥汗的反對。因而在1257年(蒙哥汗七年)命其親信阿蘭答兒等到關中、河南等忽必烈進行改革的地區(qū)，大行“鉤考”，對忽必烈設置的經(jīng)略司，宣撫司等改革機構的大小官員，進行無情打擊。單是“鉤校京兆錢谷”死于酷刑者就有“二十余人”。（54）當是時，史天澤挺身而出曰：經(jīng)略事我實主治，是非功過，理當我責。（55）廉希憲則說：宣撫司事，有罪由我獨任，僚佐何預。（56）曾任陜西宣撫司郎中的趙良弼亦力陳大義，使阿蘭答兒等“卒不能誣，故宣撫司一無所坐”。（57）具有“王佐之謀”的大儒姚樞則勸忽必烈“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為久居謀，疑將自釋”。（58）

姚樞勸忽必烈把妻女送到蒙哥汗處為質(zhì)，作“久居”之謀，以表示自己并無大志。實際上是姚樞勸他將鋒芒暫時收斂的“韜晦”之計。這與郝經(jīng)所說“以時進退”、“遵養(yǎng)時晦”，（59）是一致的。因為當時忽必烈的力量還不足以同蒙哥相抗衡，故不得不如此。不過，忽必烈雖然一時被迫交出兵權，撤消了在漠南漢地所設置的一切改革機構，停止了所有改革措施。但忽必烈王府所聚集的豪杰智謀之士(即所謂潛邸舊侶、藩府舊臣)，并未因此而解體。相反地，通過這次同生死，共患難的嚴峻考驗，更加進一步地團結在一起了。中原漢地有識之士，亦因此更把忽必烈看成是“能用士，而能行中國之道”的“中國之主”。（60）忽必烈就是依靠他“在潛開邸，以待天下士”；（61）“收召賢杰，悉從人望，子育黎庶，率土歸心”（62）；得以東山再起，成為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由蒙古族統(tǒng)治者統(tǒng)治全國的元朝杰出帝王的。他之所以能在以后將蒙哥汗以漠北和林為中心的大蒙古國，轉化為以漢地為重心的元王朝，其主要的原因，也就在這里。

中原漢地的所謂“豪杰智謀之士”(其中主要是儒士)，之所以某心情愿為忽必烈“捐身馳驅(qū)宣力”，主要是“見上(忽必烈)聰明神圣，才不世出，虛己受言，可大有為”（63）。觀其德度，“漢高帝、唐太宗、魏孝文之流也”。（64）希望通過忽必烈“建一時之事業(yè)，建萬世之世業(yè)”，能救“吾民”于“斧鉞”。（65）得“于其父兄子弟，脫顛沛而就休養(yǎng)”。（66）結束南北之間的紛爭與血戰(zhàn)，實現(xiàn)全國大統(tǒng)一。而忽必烈不分“遠近親疏”、“富貴貧賤”的任用這些“殊方絕域豪杰智謀之士”，“舉而措之得用得行之地，而致其功”。（67）為他下一步建立元朝打下堅實的社會基礎和儲備了必須的治國人才。

1258年(蒙哥汗八年)，蒙哥汗自將伐宋，命忽必烈統(tǒng)諸路蒙古軍、漢軍從征。在南下征宋途中，忽必烈一如既往，繼續(xù)征聘儒士。1259年，軍次濮州，忽必烈即召宋子員、李昶，問及治國用兵之要。二人都提到“不嗜殺”問題，忽必烈皆“嘉納之”。旋即“戒諸將毋殺”。（68）進入宋境，諸將分道并進，忽必烈又“各遣儒士相其役，禁戢軍士，毋肆殺戮，毋焚燒廬舍”。（69）這對加速南宋的崩潰，實現(xiàn)南北大統(tǒng)一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在征宋中，忽必烈又把東路軍的軍權掌握在自己手里，進一步增強了軍事實力。

1259年(蒙哥汗九年)7月，蒙哥汗在攻宋戰(zhàn)爭中死于合州(今四川合川)釣魚城下，留在漠北的阿里不哥和他的支持者立即準備奪取汗位，命令脫里赤為斷事官，據(jù)燕京、按圖籍，號令諸方面；并命阿蘭答兒發(fā)兵于漠北諸部，脫里赤括兵于漠南諸州，去忽必烈潛邸根據(jù)地開平僅百余里，形勢非常危急。當時，忽必烈仍在征宋前線，其妻察必遣人至軍前密報，并請速還。忽必烈立即召集諸將和謀士們商議對策。郝經(jīng)、廉希憲都建議忽必烈與宋講和，立即率輕騎返回燕京，穩(wěn)定局勢，然后正大位以安天下。忽必烈遂令霸突魯(木華黎孫)統(tǒng)率軍隊留原地待命，自己則兼程北上。行至半路，商挺提及“軍中當嚴符信，以防奸詐”。忽必烈立即遣使“至軍立約，未幾，阿里不哥之使至軍中，執(zhí)而斬之”。（70）粉碎了阿里不哥的“奸詐”。

1259年年底，忽必烈返抵燕京，立即將阿里不哥死黨脫里赤所括之兵全部遣散，同時派趙良弼往覘秦(陜西)、蜀(四川)人情事宜”。（71）廉希憲則奉命修好于宗王塔察兒，希憲即對塔察兒說：“主上圣德神功，天順人歸，高出前古，臣下議論已定。大王位屬為尊，若至開平，首當推戴，無為他人所先”。（72）塔察兒立即應允。

1260年3月，忽必烈在其潛邸根據(jù)地開平，召開推舉大汗的忽里臺。宗王塔察兒、也先哥、合丹、阿只吉等率東、西道諸王來會，塔察兒“率先勸進”。（73）當時，忽必烈還故作謙讓，廉希憲與商挺同時進言：“先發(fā)制人，后發(fā)人制”；“安危逆順，間不容發(fā)”；“時機一失，萬巧莫追”。（74）忽必烈乃于1260年3月在漠南開平“即皇帝位”。從此，在潛開邸時就思大有為于天下，無遠近親疏之分任用殊方絕域豪杰智謀之士的蒙古藩王，終于成為君臨中原的元朝開國皇帝；其潛邸根據(jù)地開平，亦在他即位稱帝之后一躍而成為其政權的政治、軍事、經(jīng)濟文化的中心。忽必烈在潛邸所聚集的文武才能之士，其中主要是儒士，則在他即位之后，大多成為參與帷幄之密謀，制定社稷之大計的柱石之臣。元初各項制度大都由他們深謀密劃，共同制定。從此，以漠北和林為中心的蒙古汗國終于向以中原內(nèi)地為重心的元王朝轉折；“久符人望”，“具有漢唐英主之風”（75）的元世祖忽必烈，終于成為“有漢唐之地而加大，有漢唐之民而加多”（76），實現(xiàn)南北大統(tǒng)一的元朝創(chuàng)建者。

注釋：

（1）《元史》卷4《世祖紀一》。

（2）《元朝名臣事略》卷12《內(nèi)翰王文康公》引徐世隆撰《王鶚墓碑》。

（3）《佛祖歷代通載》卷21《劉太保神道碑》。      

（4）《元史》卷157《劉秉忠傳》；《佛祖歷代通載》卷21《劉太保神道碑》。

（5）《牧奄集》卷15《姚樞神道碑》；《元史》卷158《姚樞傳》。

（6）同上

（7）《元朝名臣事略》卷12《內(nèi)翰王文康公》；《元史》卷160《王鶚傳》。

（8）《元史》卷4《世祖紀一》。

（9）《世界征服者史》下冊，漢譯本第699頁。

（10）《元史》卷157《郝經(jīng)傳》。

（11）《陵川集》卷35《楊惟中神道碑》：“上(忽必烈)以太弟鎮(zhèn)金蓮川，開府承制封拜”；《元史》卷146《楊惟中傳》作“得開府，專封拜”；  《陵 川集》卷首附茍宗道撰《國信使郝公行狀》作“開府于金蓮川，征天下 名士而用之”。

（12）《雪樓集》卷8《秦國昭宣公神道碑》。

（13）《元朝名臣事略》卷10《尚書劉文獻公》引商挺撰《劉肅墓碑》。 

（14）《元文類》卷58《張文謙神道碑》。

（15）《元朝名臣事略》卷10《尚書劉文獻公》引商挺撰〈劉肅墓碑〉。

（16）《元史》卷4《世祖紀一》；卷157《劉秉忠傳》。

（17）《元朝名臣事略》卷10《尚書劉文獻公》引商挺撰《劉肅墓碑》。

（18）《元文類》卷58《張文謙神道碑》。

（19）《元史》卷4《世祖紀一》。

（20）《元朝名臣事略》卷7《丞相史忠武王》；《元史》卷155《史天澤傳》。

（21）《元朝名臣事略》卷7《丞相史忠武王》引西溪王公撰《行狀》。

（22）《牧庵集》卷15《姚樞神道碑》。

（23）《陵川集》卷35《楊公(惟中)神道碑》；《秋澗集》卷48《史公(天澤)家傳》

（24）《秋澗集》卷48《史公(天澤)家傳》；《牧庵集》卷15《姚樞神道碑》。

（25）《元朝名臣事略》卷11《參政商文定公》引清河元公撰《墓碑》；《元史》卷159《商挺傳》。

（26）《元朝名臣事略》卷5《中書楊忠肅公》；卷11《參政商文定公》；《元史》卷4《世祖紀一》。

（27）《遺山文集》卷23《楊公(奐)神道之碑》。

（28）《元史》卷163《馬亨傳》。

（29）《元史》卷159((商挺傳)。

（30）《元史》卷126((廉希憲傳)；卷159《商挺傳》、《趙良弼傳》。

（31）《元史》卷158《許衡傳》。

（32）《牧庵集》卷15《姚樞神道碑

（33）《元史》卷158《姚樞傳》。

（34）《牧庵集》卷15《姚樞神道碑》；《元史》卷158((姚樞傳)。

（35）此據(jù)《牧庵集》卷15《姚樞神道碑》，《元史》卷158《姚樞傳》則作“諸路之民望陛下之，如赤子之求母”。對忽必烈在邢州、河南、陜西的推行的新政所取提的效果，給予很高的評價，說明忽必烈此時在牛原 內(nèi)地已爭取到大批的擁護者。

（36）《陵川集》卷32《立政議》。

（37）《牧庵集》卷15《姚樞神道碑》有忽必烈“王府得中土心”的記載：《元朝名事略》卷8《左丞姚文獻公》、《元史》卷158《姚樞傳》同?！读甏?/SPAN> 集》卷37《再與宋國兩淮制置使書》則作“其得中士人心”。

（38）《牧庵集》卷18《提舉太原鹽使司徐君神道碑》。

（39）《元史》卷157《張文謙傳》。

（40）《牧庵集》卷15《姚樞神道碑》；《元史》卷157《張文謙傳》。

（41）《牧庵集》卷17《賀仁杰神道碑》。

（42）《薩迦世系史》，民族出版社1986年2月第1版第152頁。

（43）詳見陳得芝《八思巴初會忽必烈年代考》載《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1期。

（44）《雪樓集》卷5《平云南碑》。

（45）此據(jù)《蒙兀兒史記》卷94《鄭鼎傳》；《元史》卷154《鄭鼎傳》作庚戍(1250年)從憲宗攻大理，誤。

（46）《佛祖歷代通載》卷21《拔思發(fā)帝師行狀》。

（47）此據(jù)《草木子》卷3下《雜制篇》；《元史》卷202《八思巴傳》作“皇天之下一人之上”。

（48）參《元史》卷4《世祖紀一》；《道園學古錄》卷13《上都留守賀勝廟碑》。

（49）《道園學古錄》卷13《上都留守賀勝廟碑》。

（50）楊允孚：《灤京雜詠上》詩云：圣祖初臨建國城，風飛雷動蟄龍，驚。自 注云：“上京有山，舊傳有龍居之”?！肚餄炯肪?/SPAN>80《中堂事紀》上，《元史》卷126《廉希憲傳》皆有所謂“龍飛之地”的記載，指的都是開平。

（51）《牧庵集》卷15《姚樞神道碑》。

（52）《牧庵集》卷18《提舉太原鹽使司徐君神道碑》；《元文類》卷23《平云 南碑》。   

（53）《元史》卷3《憲宗本紀》。

（54）《元史》卷159《趙良弼傳》。

（55）《秋澗集》卷48《史天澤家傳》；《元史》卷155《史天澤傳》。

（56）《元朝名臣事略》卷7《平章廉文正王》；《元史》卷126《廉希憲傳》。

（57）《元史》卷159《趙良弼傳》。

（58）《牧庵集》卷15《姚樞神道碑》；《元史》卷158《姚樞傳》。

（59）《陵川集》卷32《班師議》。

（60）《陵川集》卷37《與宋國兩淮制置使書》。

（61）同上。

（62）《元朝名臣事略》卷7《平章廉文正王》引河南高公撰《家傳》。

（63）《牧庵集》卷15《姚樞神道碑》。

（64）《陵川集》卷37《再與宋國兩淮制置使書》。

（65）《陵川集》37《與宋國兩淮則置使書》。

（66）《道園學古錄》卷12《兩淮轉運副使潘琚》。

（67）《滋溪文稿》卷2《四先生畫像記》：“自居潛藩，征召宿儒，訪求治道，初無遠邇親疏之間也”。同書卷21《林堅墓碑》所記略同?！堆羌肪?/SPAN>8《秦國先墓碑》謂“一技一能茍有以自見者，罔不舉而措之得用得行之地而致其功，蓋兼受一視，初無富貴貧賤之間也”?！蹲滔母濉肪?/SPAN>17《韓永神道碑》謂忽必烈能大一統(tǒng)，“凡殊方絕域豪杰智謀之士，隨其才器而登用之”。

（68）《元史》卷4《世祖紀一》；卷159《宋子貞傳》；卷160《李昶傳》。

（69）《元文類》卷58《張文謙神道碑》。

（70）《元朝名臣事略》卷11《參政商文定公》引清河元公撰《墓碑》；《元史》卷159《商挺傳》。

（71）根據(jù)《元史》卷126《謙希憲傳》、卷159《趙良弼傳》記載：蒙哥死后，關中情況非常復雜，劉太平、霍魯海在關右，渾都海屯駐在六盤山，征南諸軍散處秦、蜀。在這里，阿里不哥有較強的軍力，但步調(diào)不一。故廉希完建言忽必烈宣遣趙良弼往關中察訪秦、蜀人情事宜，使忽必烈得以根據(jù)實際情況，加強對關中的控制。

（72）《元朝名臣事略》卷7《平章廉文正王》引河內(nèi)高公撰《家傳》。

（73）《元文類》卷65《廉文正王神道碑》。

（74）《元朝名臣事略》卷11《參政商文定公》；卷7《平章廉文正王》。

（75）《陵川集》卷38《復與宋國丞相論本朝兵亂書》。

（76）《陵川集》卷32《立政議》。

（作者單位：內(nèi)蒙古社科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