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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多倫諾爾，即現(xiàn)在的多倫。多倫現(xiàn)在是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錫林郭勒盟南部的一個縣城。多倫諾爾，蒙語是七溪或七泉的意思。從康熙三十年（1691年）第一次多倫諾爾會盟后，在多倫諾爾先后建成了“匯宗”“善因”兩大喇嘛教寺院，逐漸成為我國北方藏傳佛教中心。多倫諾爾“因廟而興”，是先有廟，后有市。從龍票商人開始，多倫諾爾就以寺廟為紐帶和核心逐漸發(fā)展成為北方草原牧區(qū)畜產(chǎn)品重要的集散地和商貿(mào)城市，人口最多時達十萬之眾。清朝雍正十年（1732年），在多倫諾爾設宣撫理事廳，為口北三廳之一。管理“察哈爾左翼正白、鑲白、正藍、鑲黃四旗及內(nèi)扎薩克、外喀爾喀一百三十余旗蒙民交涉、命、盜等案并查緝逃匪，審理漢鋪爭訟、竊劫、人命各案之事?！?，是一個歷史重鎮(zhèn)。民國2 年，廢多倫諾爾廳，設多倫縣至今。第一次多倫諾爾會盟，清政府化解了喀爾喀各部的矛盾和積怨并確立了對喀爾喀（即外蒙古）的有效統(tǒng)治。在1745年，乾隆皇帝在多倫諾爾召集蒙古各部舉行第二次多倫諾爾會盟，進一步強化了黨中央和蒙古各部的關(guān)系。這樣，多倫諾爾不僅成為蒙古民族統(tǒng)一，中華民族統(tǒng)一的一種象征，而且是蒙古民族統(tǒng)一，中華民族統(tǒng)一的重要歷史見證。2008年12月23日多倫縣城區(qū)，即多倫諾爾鎮(zhèn)被建設部和國家文物局命名為歷史文化名鎮(zhèn)。

俄國人阿·馬·波茲德涅耶夫在1878年{光緒四年}和1893年{光緒十九年}，先后兩次到過多倫。（②21頁）。阿·馬·波茲德涅耶夫1876年在彼得堡大學東方語言系畢業(yè)，受教育部的派遣，加入俄國皇家地理學會所裝備的蒙古考察隊，到蒙古地區(qū)進行考察，1878年第一次到過多倫。14年后，即1892年，俄國外交部奉沙皇之命，派遣他到我國蒙古地區(qū)調(diào)查蒙古的行政制度和現(xiàn)狀，同時研究俄國對中國的貿(mào)易關(guān)系。那時，阿·馬·波茲德涅耶夫已經(jīng)是彼得堡大學蒙古文學教授，精通蒙文并知曉滿文?？疾熘?，他利用各種關(guān)系和手段，廣泛接觸社會各個階層，收集政治、經(jīng)濟情報。1893年5 月中旬，阿·馬·波茲德涅耶夫第二次到多倫。這次考察回國后著有《蒙古及蒙古人》一書，其中第二卷第七章較詳細地介紹了多倫諾爾的地理位置、街道、商業(yè)、官府和關(guān)稅、牲畜及畜產(chǎn)品的輸出和廟宇等，其中著重介紹了匯宗寺、善因寺有關(guān)情況。說匯宗寺有內(nèi)、外蒙古喇嘛五百多名，善因寺有內(nèi)、外蒙古喇嘛四百多名，規(guī)模宏大。

阿·馬·波茲德涅耶夫所著《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卷，對研究當時內(nèi)蒙地區(qū)的社會、經(jīng)濟狀況和喇嘛教等有關(guān)問題有一定參考價值。但書中對多倫諾爾的表敘確有許多錯誤與不實之處。

書中說“多倫諾爾平原上的主要河流是漢人所稱的西河，蒙古人則稱之為額爾騰河。它的基本流向是東南，注入離多倫諾爾約七十俄里的上都河?！薄岸鄠愔Z爾實際是由位于額爾騰河左側(cè)的買賣城和河右岸距買賣城兩俄里半的兩座廟宇組成的。買賣城是個相當大的市區(qū)，南北長度是東西寬度的三倍。”（①330頁）。其中關(guān)于多倫諾爾平原上西河的流向是錯誤的。實際上，多倫諾爾的西河，即額爾騰河，是由城區(qū)西南部的額爾騰泉、七里河、長勝號河、轉(zhuǎn)山子河、南河等支流匯合成小河子河，流經(jīng)耗來溝、黑山嘴，多倫諾爾城區(qū)西側(cè)，在城區(qū)這段稱為西河，然后經(jīng)過城市北面流向東北，最后在上都河鄉(xiāng)注入灤河。因此西河全程的基本流向是南東而不是東南，這里，他把西河全程的基本流向給弄反了。由于對西河流向這個地理坐標的錯誤，他由此推論說，買賣城在西河的左側(cè)，兩座廟宇在西河的右岸則是錯誤的。實際上應該是買賣城在河的右岸，匯宗寺和善因寺兩座廟宇在河的左岸才對。（②93頁）。

書中說“多倫諾爾除了買賣城外，還有兩座有名的大廟，人們都把它們叫做錫拉蘇默和呼和蘇默，即黃廟和藍廟。這兩座都是中國政府在不同時期為蒙古人建造的。錫拉蘇默大概建于1691年，呼和蘇默建于雍正中期?！保á?/SPAN>344頁）是錯誤的。他把兩座廟，錫拉蘇默和呼和蘇默給弄顛倒了。實際是：呼和蘇默，蒙語意為藍廟，因為主體廟正大殿頂覆以青藍色琉璃瓦而得名。始建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漢名為匯宗寺，當?shù)厝怂追Q東大倉，倉即廟意。（詳見《內(nèi)蒙古史志》2007年1期《匯宗寺被毀的前前后后》一文）；錫拉蘇默，蒙語意為黃廟，因為主體廟正大殿頂覆以金黃色琉璃瓦而得名，漢名為善因寺，當?shù)厝怂追Q西大倉，建成于雍正九年（1731年）。當年，清政府撥白銀10萬兩，在匯宗寺西約一里處，興建了規(guī)模更大，更富麗堂皇的善因寺，工程占地413畝，仍由北京故宮設計者雷發(fā)達父子設計，善因寺除建有的佛倉、官倉、當子房和山門、鐘鼓樓、跳舞場外，還有天王殿、雍正行宮等，主體建筑的特點是：正大殿仿北京故宮中和殿，樓二重，木質(zhì)結(jié)構(gòu)，每層縱橫各九間，積九九八十一間之數(shù)，“中柱皆空，以泄雨水”。大殿頂覆以黃色琉璃瓦，在綠色的草原上，遠遠望去，顯得格外壯觀、燦爛輝煌。善因寺內(nèi)豎有雍正皇帝御制善因寺碑文。大山門上方有雍正親書“敕建善因寺”額，并“慈云廣被”匾。在善因寺旁邊還專門為雍正皇帝修建了是一座花園式建筑群的行宮。（③3-39頁。）

書中說“……在多倫諾爾的公共建筑中有二十五座和尚廟，其中最好的是三官廟和位有于寧遠街的白玉觀，白玉觀是由多倫商人們共同出資建造的，建成的時間不算很久，因此里面的神像和器具都還很潔靜、艷麗。城里除和尚廟和孔廟之外，還有六座清真寺……?！保á?/SPAN>339頁）。他把市區(qū)二十五座廟宇，除了孔廟之外統(tǒng)統(tǒng)說成是和尚廟是錯誤的?！蜕小辉~，是從古印度梵文而來，是對堪為人師之人的尊稱，不分男女，后來演化成佛教出家男眾的專用名詞。因此和尚廟就應該是男性出家人主持的佛教寺廟。因為在多倫諾爾的人群來自各個民族、各個地區(qū)、各個行業(yè)、各個階層，他們信奉的神靈是極不相同的，因此所修建的廟宇也各不相同，市區(qū)內(nèi)絕大多數(shù)廟宇并不是和尚廟。僅就他所例舉最好的三官廟和白玉觀就不是和尚廟。三官廟是直隸會館，早期康熙年間，從北京的龍票商人開始，在多倫諾爾經(jīng)商的以北京、河北商人俱多，俗稱燕幫。這些本來就有雄厚資本的龍票商戶，他們由于最早到此，因“市肆鱗繁，貨財駢集，日新月盛，獲三倍之資。”是財源滾滾而來、實力大增。為“供一方神靈，求其保佑人財兩旺”，遂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集資興建此廟，正殿供奉天、地、水三官，因為華夏上古時就有祭天、祭地、祭水的禮儀，是早期道教尊奉的三位天神，故亦稱“三官廟”。因此，三官廟是道教的廟宇，而不是和尚廟。 三官廟實際是燕幫商人結(jié)社、集會、議事和娛樂的地方（③79-82頁）。而多倫諾爾則沒有白玉觀，如果存在的話，按其名稱看，應該是道教的廟宇，因為將俄文Хуй-юй-гуань（①666頁）翻譯成白云觀也是可以的，白云觀在全國各地都有，如上海、蘭州、佳縣、北京都有白云觀。北京白云觀是道教全真派宮觀之一，奉祀老子。因此，白云觀當然不是和尚廟。而其它市區(qū)的廟宇，按建筑年代排序，主要有興隆寺，俗稱佛殿（雍正十二年，即1734年建。③71-74頁）這倒是一座和尚廟；城隍廟（乾隆二年，即1737年建。③83-86頁）是一座道教的廟宇；碧霞宮，俗稱娘娘廟（乾隆四年，即1739 年建。③75-77頁）奉祀道教女神，中座為天仙圣母碧霞元君，左右座分別是催生娘娘和送子娘娘，是道教的廟宇；外關(guān)帝廟，供奉關(guān)帝爺（乾隆九年，即1744年建。③89頁）；山西會館，又稱伏魔宮（乾隆十年，即1745年建。③63-70頁）。多倫諾爾生意興隆，買賣好做，各地商家接踵而至，后來以山西商人為多，稱為晉幫。山西商人吃苦耐勞，誠實守信，善于經(jīng)商，且有強大的資本支持，其實力逐漸超過了燕幫。山西商人同樣為團結(jié)同鄉(xiāng)，提供聚集場所，亦組織了同鄉(xiāng)商社，并于乾隆十年（1745年）也就是在三官廟建成三十四年后，山西商人才集資興建了“山西會館”亦稱“伏魔宮”，占地10000平方米，建筑面積4000平方米，規(guī)模比三官廟大，主要供奉關(guān)帝爺；內(nèi)關(guān)帝廟，供奉關(guān)帝爺（乾隆十九年，即1754年建。③90-91頁）；山神廟（乾隆四十八年，即1784年建，③87-88頁）這些都是建筑規(guī)模較大，形式風格各異，但都多建有鐘樓、鼓樓，其中有六座廟宇還建有大戲樓，它們多建在康熙-乾隆年間。除此還有些規(guī)模較小的廟宇如財神廟、馬王廟、龍王廟、河神廟、觀音堂、老君廟、呂祖廟、三圣祠（供奉劉備、關(guān)羽、張飛）、將軍祠、五道廟、獄王廟、寶林寺、小喇嘛廟和游家廟等……（③102-118頁）。在多倫諾爾城內(nèi)的廟宇，只有興隆寺（俗稱佛殿）和小喇嘛廟是和尚廟。其中像山西會館、外關(guān)帝廟{俗稱外老爺廟）、內(nèi)關(guān)帝廟（俗稱內(nèi)老爺廟）和游家廟則主要供奉的是真實的歷史人物關(guān)羽，俗稱關(guān)公，關(guān)老爺。關(guān)老爺是漢族群眾普遍尊崇的英雄和偶像，是他們心目中信奉的武圣人，也是他們認同的保護神和財神爺，因此關(guān)帝廟當然不是和尚廟。前面提到，在多倫諾爾，沒有寧遠街，更沒有一個稱作白玉觀（白云觀）的廟宇，他可能是把別處的事情錯記在多倫諾爾身上了。也可能是把廟的名稱記錯了。因為市區(qū)大型、有名的廟宇都是康熙－乾隆年間，商業(yè)鼎盛時期修建的。在多倫諾爾如果確實存在白玉觀（白云觀），按建造年代來說，應該是指游家廟。游家廟確在光緒年間所建，它是由游永春私人在1875年修建的一座供奉關(guān)帝爺?shù)募覐R。游永春是山東省青州府受廣縣人，在同治末年因家鄉(xiāng)受災，無法生活，便只身逃荒到了多倫諾爾。由于他吃苦耐勞、經(jīng)營有方，逐漸富裕起來，為感謝上蒼，在光緒年間修建了這座家廟。此廟設門廳三間，入門東西兩側(cè)各有泥塑紅、白馬一匹。院內(nèi)正殿闊三間，正中供奉關(guān)公及關(guān)平、周倉塑像。在正殿東西各有小殿堂一間，左間供土地、右間供山神。該廟規(guī)模小，無配殿，周圍有院墻環(huán)繞，環(huán)境幽靜。同時，游家廟又是地處寧仁街。寧仁和寧遠，音相近，把寧仁（俄文Нин-юань-цзе①649頁）翻譯成寧遠是可能的。這樣按建造年代和地點看，他所說的“白玉觀” （白云觀）應該是指游家廟了。此廟內(nèi)的關(guān)公等塑像，1945 年被前蘇蒙聯(lián)軍搗毀。（③92頁）。由此可見，在多倫諾爾城內(nèi)的廟宇，多數(shù)不是和尚廟。另外，對一座古廟宇的總體評價，無論從建筑規(guī)模、形式風格，還是建筑年代等方面來進行考量，在多倫諾爾的廟宇中，游家廟都算不上最好的，這可能是評價標準的差異吧。從上面所述，可以看出阿·馬·波茲德涅耶夫?qū)χ腥A各個民族民眾的信仰及民俗、民情知之不多，深入調(diào)查了解很少。當然這不是他考察的重點，但作為一名學者也是不應該的。還有，正如日本人劍虹生在《多倫諾爾記》一文中所寫“┄┄以寺廟之多，亦可證土地之殷富?！?，由于這些廟宇多建于康熙末年至乾隆年間，而多倫諾爾城區(qū)主要街道的石條路亦修建于乾隆年間。由此推論，多倫諾爾的旅蒙商貿(mào)最繁榮的時期，應該也在雍正年間至乾隆年間是合理的。

另外，書中說：“城里除和尚廟和孔廟之外，還有六座清真寺……?！保á?/SPAN>331頁）。也是不對的。他到多倫諾爾考察時，城里實際只有四座清真寺。即清真南寺始建于1727年（雍正五年，③47-49頁）；清真北寺建于1771年（乾隆三十四年，③50-53頁）；清真東寺建于1869年（同治八年，③54-55頁）；清真西寺建于1879年（光緒五年，③56-57頁）。而第五座清真寺即清真中寺則建于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③57-59頁），是阿·馬·波茲德涅耶夫第二次到多倫15年后才開始修建的，他怎么會見到呢??？這座清真寺是由回民王國富、閃云興等人發(fā)起集資興建。于民國十九年（1930年）再次捐資擴建，屬伊斯蘭古行教派。在多倫諾爾城里從來就沒有過第六座清真寺！雖然這樣，但在多倫諾爾這樣一座草原小城，竟有東、西、南、北、中五座清真寺，除了回族聚居區(qū)之外，就在全國也是極罕見的。因此這足以證明，當時在多倫諾爾各民族和睦相處，回族旅蒙商人生活之富足程度！           

書中還說了一個真實的故事，“康熙皇帝到多倫諾爾來正式接受喀爾喀諸王公歸順時，先曾到過這里的一座和尚廟，叫三官廟。他在廟里禮拜如儀之后，就在城里信步而行，后來他覺得餓了，就走進他見到的第一家客店吃了一點烙餅，這家客店叫興隆店……”（①284頁）。首先是時間不對，康熙皇帝到多倫諾爾正式接受喀爾喀諸王公歸順時，即第一次多倫諾爾會盟的時間，是在康熙三十年（1691年）。這時的多倫諾爾是一片豐美的草原，既沒有廟宇，更沒有街市。而三官廟是建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是第一次多倫諾爾會盟后二十五年的事情了。其次是從背景和情節(jié)來看，也不合情理。按常理，康熙皇帝是不會到一個地方會館的廟里去行禮膜拜的。而實際上，這應該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發(fā)生的故事。其年七月，康熙皇帝巡視塞外，途經(jīng)多倫諾爾。這時多倫諾爾經(jīng)過近十年的建設，市區(qū)已有興盛、福盛、興隆、承恩等十幾條大街，稱作買賣營，街市熱鬧、商貿(mào)發(fā)達。一天，康熙皇帝微服漫步在市區(qū)大街上，頓覺腹中空空，于是走進一家高姓人開的飯館進餐。別具風味的牛肉面，熱情憨厚的店主，使圣心大悅?？滴踹呥M餐邊向店主了解多倫諾爾的風土人情，臨走提筆為店主打下十兩白銀的領(lǐng)條，告訴店主到多倫諾爾衙門討要。翌日，店主持領(lǐng)條到衙門討要，方知進餐的是當今皇帝康熙。為感皇恩浩蕩，店主將康熙皇帝進餐的桌椅餐具，用黃綾遮蓋起來，供奉在飯店的黨中央以示榮耀。后來，店主將那些桌椅餐具移放到興隆寺供奉。據(jù)說在公元1949 年，還有人在興隆寺見過康熙皇帝曾經(jīng)使用過的這些桌椅餐具。（②740-741頁）。因此，阿·馬·波茲德涅耶夫在書中表述的故事隨意性很大，沒有經(jīng)過認真推敲，作為一名教授實在有點不負責任、胡編亂造的味道。

參考文獻

①《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卷 阿·馬·波茲德涅耶夫著 劉漢明等譯，內(nèi)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本

②多倫縣志 內(nèi)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0年版

③多倫文物古跡 內(nèi)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5 年版

④多倫文史資料（第一輯） 任月海編譯 內(nèi)蒙古大學出版社 2006

       （作者：北京市朝陽區(qū)三間房南里五號院一樓6門7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