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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欽定新疆識略》是由清伊犁將軍松筠主導(dǎo)纂修的一部新疆地方志。本文從徐松為戴罪之身、道光帝的權(quán)術(shù)、徐松為松筠幕賓三個方面對徐松為《欽定新疆識略》真實撰者這一學(xué)界公認的史實進行考證，并初步探討了以徐松為代表的清代學(xué)人的著作權(quán)意識問題。

關(guān)鍵詞：《欽定新疆識略》徐松松筠《西域水道記》著作權(quán)意識

《欽定新疆識略》,又名《新疆識略》（以下簡稱《識略》）,是繼《欽定皇輿西域圖志》之后清代最為詳實、水平最高的一部新疆通志。是書凡十二卷首一卷，內(nèi)容涵蓋了新疆的疆域、山川、城郭、屯田、水利、治兵、邊防、礦產(chǎn)等方面，不僅為清政府進行統(tǒng)治和決策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參考資料，而且也是后人了解和認識新疆必不可少的史料。按照清代地方志編纂的慣例，是書應(yīng)為松筠修、徐松纂。然而，徐松的名字卻未出現(xiàn)在職名表中。本文試圖以此為切入點，對歷來學(xué)者公認的徐松為《識略》作者這一史實進行補證，并初步探討了以徐松為代表的清代學(xué)人的著作權(quán)意識問題。希望對學(xué)界關(guān)于《識略》的研究有所裨益。

其人、其書、其事

《欽定新疆識略》是由清伊犁將軍松筠主導(dǎo)纂修的一部新疆地方志。全書共十二卷首一卷，除卷首“圣藻”外，依次為卷一新疆總圖，卷二北路輿圖，卷三南路輿圖，卷四伊犁輿圖，卷五官制兵額，卷六屯務(wù)，卷七營務(wù)，卷八庫儲，卷九財賦，卷十廠務(wù)，卷十一邊衛(wèi)，卷十二外裔。全書“有圖有序，論河山之帶襟，城郭之控制，兵食財賦之儲積，田野畜牧之繁滋，條分析系，顛末詳臚，成憲舊章，洵稱賅備”[1]。卷首“圣藻”部分依次詳細記述了康雍乾三朝黨中央政府為維護新疆版圖而做出的重大軍事成就，平定準噶爾、平定回部、土爾扈特部回歸等重大歷史事件在這里都被“歌紀事”、“詩以紀事”，統(tǒng)治者的卓著“武功”得以宣揚。

關(guān)于《識略》的作者，是書在卷首凡例部分記述為“松筠恭纂”，“諸臣職名”依次為“總理”綿忻、禧恩，“總裁”汪廷珍、穆彰阿，“提調(diào)”王惟詢、顏伯燾，“總纂”祝慶蕃、孫貫一，“纂修”傅綬、王炳瀛、雷文模、秦恩復(fù)、周貽徽、方傅穆、郎葆辰、吳振棫、吳敬恒、鄂木順額、周锜、張日昰，“協(xié)修”田嵩年、劉師陸、邵曰誠、明訓(xùn)、文蔚、徐法績、錢實琛、陳增印、李裕堂、錢騋，“收掌”清平、文燦、蘇芳阿、阿克唐阿，“監(jiān)造”廣敏、祝麟、麟保、經(jīng)文、光裕、廣惠、格圖肯、豫恒、慶頤、福桂、得辛、松魁、定邦。共四十八人。

一般情況下，提及此書的作者，人們首先會想到松筠。松筠（1752—1835）,字湘浦,瑪拉特氏,蒙古正藍旗人。乾隆時,由翻譯生員到理藩院筆帖式、軍機章京,乾隆四十八年（1783）,超擢內(nèi)閣士,兼副都統(tǒng)。史載他“廉直坦易,脫略文法,不隨時俯仰,屢起屢蹶”，雖“晚年益多挫折,剛果不克如前,實心為國,未嘗改也”[2]。他曾經(jīng)擔任陜甘總督、吉林將軍、伊犁將軍、兩江總督等職,對維護清王朝邊疆的穩(wěn)定做出過積極的貢獻。作為封疆大吏,他著意于邊疆形勢、風(fēng)情、典故等,參與修纂、編寫了多種史籍,如《西招圖略》、《西藏圖說》、《西陲總統(tǒng)事略》等，都是研究邊疆史地的重要著作，對中國的邊疆史地研究作出了巨大貢獻。

然而，于是書出力最大的一位撰者，其名字在職名表中卻并未提及。他就是徐松。

徐松(1781-1848)字星伯，原籍浙江上虞。因隨父官居北京，入籍大興。他25歲會試中二甲第一名，授翰林院庶吉士。28歲為編修，入值南書房。29歲又入全唐文館，充文穎館總纂。仕途可謂是一帆風(fēng)順。他借修書之便，經(jīng)眼了許多四庫未見書和珍本秘籍，為其后來的學(xué)術(shù)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chǔ)。除修成《全唐文》外，他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宋中興禮書》二十四本、《宋會要》五百卷、《河南志》三卷。其中《宋會要》已成為治宋史者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另外還著有《唐兩京城坊考》五卷。如此高的學(xué)術(shù)成就，再加上他“天性敦摯”、“胸次寬博”，“四方宿學(xué)之客京師者以是皆歸之”[3]。嘉慶十五年，徐松由文穎館總纂派充湖南學(xué)政，因刻印《經(jīng)文試帖新編》分派教官令生童購買而得利一事，因而判杖一百，流三千里[4]。謫戍伊犁期間，奉伊犁將軍松筠之命撰《識略》十二卷。嘉慶二十四年，被釋令回籍。時值乾隆時大和卓木博羅尼都之孫張格爾借浩罕兵入侵回疆南路，乾隆時花大力氣綏靖的回疆狼煙又起，道光皇帝因而對西北十分重視，閱讀該書后御制“圣藻”題辭，賜名《新疆志略》，付武英殿刊行。道光又特召徐松詢問西陲事跡，任命其為內(nèi)閣中書。徐松被賜還京師后，以書宅名為“治樸學(xué)齋”，專以學(xué)問為事。由于他久負學(xué)術(shù)聲望，又蒙皇帝召見奏對西陲情事，當時京城士人“爭以一見為榮”，部分關(guān)心國事、有志于西北邊疆史地的學(xué)者也“時時就松……劇談西北邊疆及漢唐以來地理，訂偽糾繆，博辨以為笑樂，若忘乎當日身在患難中者”[5]，當時涉足西北邊疆的學(xué)者如俞正燮、苗夔、魏源、張穆、沈垚、陳潮、龔自珍等都與其過從甚密，共同切磋西北邊疆史地及一切挽救積弊的經(jīng)世之學(xué)。

對于徐松為《識略》真正撰者之事，學(xué)界看法基本一致，史料也多有記載?！肚逍趯嶄洝吩疲骸耙宰胼嫛缎陆R略》賞已革翰林院編修徐松內(nèi)閣中書?！?SPAN lang=EN-US>[6]《清史稿·徐松傳》記載，在流放新疆的十年當中，他“留心文獻，既出關(guān)，置開方小冊，隨所至圖其山川曲折，成西域水道記，擬水經(jīng)；復(fù)自為釋，以比道元之注。又以新疆入版圖數(shù)十年，視同畿甸，而未有專書，乃纂述成編，於建置、控扼、錢糧、兵籍，言之尤詳。將軍松筠奏進其書，賜名《新疆識略》，特旨赦還，御制序付武英殿刊行?！?SPAN lang=EN-US>[7]

那么，為什么該書的職名表里沒有徐松呢？

原因有三

首先，徐松曾為戴罪之身。關(guān)于此原因，曾有學(xué)者提及，但并未考證。而這確實也沒有直接證據(jù)。從理論上來講，《識略》為道光皇帝欽定刊行的重要典籍，在新疆戰(zhàn)亂再起的大背景下，將一名曾被流放人員列為帶有“欽定”字樣且由皇帝本人親自命名的典籍的主纂，確實顯得不夠嚴肅和慎重。況且，徐松也因編纂《識略》而被“特旨赦還”，已經(jīng)深受皇恩。這種推理倒也合情合理。

其次，《清宣宗實錄》中的兩則材料反映了另一方面的問題。

第一則材料：

道光三年，“丙申，諭軍機大臣等：慶祥奏《<新疆識略>校有誤刻字，請飭更正，并將查校之廢員懇恩鼓勵一折》?！蹲R略》書成，前經(jīng)頒賞，該將軍輒揀派廢員陳孝寬照繕，簽出各處誤刻字，將原本黏簽進呈，萬里之外，馳遞已頒圖書二函，已覺可駭。及至拆閱折奏，無非吹毛求疵，點畫訛誤，并無關(guān)于切要。曷勝憤悶。慶祥受皇考特達之知，以重任，雖日有孜孜，撫綏二萬里之邊陲，誠非易易，猶恐智不周而力不逮。不料伊反盡心校對文字，太不知輕重也。慶祥著傳旨申飭，其遞到《新疆識略》，經(jīng)朕簽駁多處，仍著發(fā)還。至該將軍以廢員陳孝寬查校，輒行奏請鼓勵，并以特赦加恩之事，引為成案，操縱之權(quán)應(yīng)出自上，豈臣下所能擬議？陳孝寬著不準釋免，俟效力期滿，再行照例奏明請旨。嗣后該將軍務(wù)當除此市惠見長之舉，夙夜匪懈，毋忘職守，以副簡任之至意，勉之慎之。將此諭令知之?！?SPAN lang=EN-US>[8]

慶祥，圖博特氏，蒙古正白旗人，大學(xué)士保寧子。嘉慶二十五年起任伊犁將軍。上任當年八月，就趕上“逆回張格爾擾喀什噶爾”[9]。陳孝寬，“文員”，“七品小京官銜，以戍員派辦文案在（喀什噶爾）城?！?SPAN lang=EN-US>[10]至于因何原因成為“戍員”，史料沒有記載。

根據(jù)材料，慶祥為陳孝寬懇恩的奏折被駁回，原因有三。首先是時機不對，自嘉慶末年起，張格爾部屢屢犯邊作亂，道光帝甚為憂慮。身為伊犁將軍的慶祥，“撫綏二萬里之邊陲，誠非易易，猶恐智不周而力不逮。不料伊反盡心校對文字，太不知輕重也?！钡拦獾蹖c祥的抱怨并不是杞人憂天。后來的道光六年八月，張格爾叛軍率部圍困喀什噶爾，慶祥和陳孝寬全部遇難。其次是對《新疆識略》的校正純屬吹毛求疵，無關(guān)要旨。最后就是不能因“加恩之事，引為成案”，要維護皇帝自身的權(quán)威，不能讓臣下隨意揣度圣意，“操縱之權(quán)應(yīng)出自上，豈臣下所能擬議？”這明顯是君主的御臣之術(shù)，也應(yīng)該是道光帝駁回慶祥奏折的最重要原因。

第二則材料：

“道光五年乙酉二月己未朔，諭內(nèi)閣：本日，松筠到軍機處，吿知軍機大臣代為奏請《帶內(nèi)閣中書徐松隨往熱河審案》。向來各部院大臣，經(jīng)朕派令出差，例帶本衙門司員，或本衙門無熟悉刑名之人，準將刑部司員奏明帶往。此次濟克默特扎布及色楞旺楚克互控一案，系蒙古事件，前經(jīng)松筠奏帶理藩院司員，尙屬可行。松筠系都察院堂官，中書非其所屬，率請隨帶徐松，又不于召見時面奏，跡近專擅，任意妄為，不知檢點。且此端一開，將來出差大臣，皆可于所屬意之人，奏請帶往，夤緣奔競，尙復(fù)成何政體？松筠所請不準行。著傳旨嚴行申飭。此系朕曲意成全，松筠若不知悛改，是無福承受朕恩，朕惟有執(zhí)法而行，不稍寬宥也?！?/SPAN>[11]

這段材料反映了兩方面的問題。一是松筠對徐松確實非常器重，欣賞其才學(xué)，關(guān)系不一般，這從側(cè)面證明了徐松主撰《識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就是上面所提到的皇帝御臣之術(shù)?！八审尴刀疾煸禾霉伲袝瞧渌鶎?，率請隨帶徐松，又不于召見時面奏，跡近專擅，任意妄為，不知檢點?！边@不僅是“此端一開，將來出差大臣，皆可于所屬意之人，奏請帶往，夤緣奔競，尚復(fù)成何政體”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有“結(jié)黨營私”之嫌。這也是歷來君主最為反感的。要知道，這時的徐松已經(jīng)不是在新疆時松筠府中的幕賓了，而是掌管撰擬、記載、翻譯、繕寫等職事的從七品內(nèi)閣中書，所從事的工作關(guān)切朝中機要。

結(jié)合松筠替徐松進呈《新疆識略》，徐松被特旨赦還，遷任內(nèi)閣中書，及至擔任江西道、江南道監(jiān)察御史、陜西榆林知府等一系列事件，可以得出結(jié)論，道光帝在欣賞徐松才學(xué)及其《新疆識略》的同時，時刻沒有忘記如何將用人大權(quán)牢牢的掌控在自己手中?！缎陆R略》準備刊印時，徐松才剛剛被赦免罪，但已屬大恩惠。讓徐松在一步步地升遷中感受皇恩，是道光皇帝早就預(yù)謀好的。只要理清楚徐松被赦還京、《新疆識略》刊印、徐松被詔問“西陲事”、遷內(nèi)閣中書等事的順序，加上戴罪之身不宜列名“欽定”之書，就不難理解《新疆識略》的職名表中為何沒有徐松了。

再次，徐松曾為松筠府之幕賓，他為幕主松筠代撰書籍是完全可能的，以幕主名義進行刊刻也是正常的。清代幕府中的代撰現(xiàn)象非常普遍。因為，幕主延聘學(xué)人入幕，一般情況下總是為了滿足自己某方面的需要，而幕賓既然接受了幕主對自己生活、學(xué)術(shù)等方面的資助，就有義務(wù)為幕主服務(wù)。

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徐松為松筠代撰《新疆識略》，并不是被迫所為。因為，在清代幕府中，賓主之間的關(guān)系基本上是平等的。這種平等關(guān)系的造成，取決于兩方面因素。一方面為官員的禮賢下士，另一方面為士人的高自標置。禮賢下士乃歷史的傳統(tǒng)，更何況幕主對幕賓往往有現(xiàn)實的需求，因此，官員須以禮延聘士人入幕，并待之以”賓師”或”師友”之禮。士人的高自標置是他們維護自身人格尊嚴的一種重要方式。所謂“合則留，不合則去”的原則，是他們用來對付幕主的輕慢、與幕主保持平等關(guān)系的“武器”，因為幕賓一旦因不合而拂袖離去，對幕主來說是相當難堪的事，往往會影響其在士林中的地位和形象。

而松筠對徐松的態(tài)度一直是“禮賢下士”的。徐松是于嘉慶十五年遣戍伊犁的，松筠于十八年以協(xié)辦大學(xué)士身份兼任伊犁將軍。嘉慶十九年八月，松筠就對徐松高眼相看，希望將其留在身邊?！肚迦首趯嶄洝芳螒c十九年八月：

“諭內(nèi)閣：松筠奏伊犁幫辦糧餉事務(wù)筆帖式職銜鶴鳴期滿遺缺請以徐松坐補一摺。徐松于學(xué)政任內(nèi),因贓款革職,發(fā)往伊犁效力贖罪。到戍甫逾一年,松筠遽為奏請小京官職銜幫辦印房事務(wù),殊屬有意市恩,所奏不準行。松筠著傳申飭:所有伊犁糧餉章京一缺,照例由京派往更換”[12]。

求才若渴卻遭申飭，松筠對徐松的“禮賢下士”可見一斑。

那么，徐松對《新疆識略》職名表中未列己名之事就沒有意見嗎？當然不是。

《西域水道記》就是維護其對《識略》著作權(quán)的一種變通方式

欲更深入理解《西域水道記》一書，首先得了解一下清代學(xué)人的著作權(quán)意識。

在宣統(tǒng)二年《大清著作權(quán)律》之前，清代無著作權(quán)法，清代學(xué)人一般也無著作權(quán)意識。達官貴人延聘學(xué)者編書、著書，蔚然成風(fēng)，實為公開的秘密。根據(jù)清人尺牘、詩文、序跋、傳記、筆記小說等眾多材料直接或間接記載，某些著作的真實作者多少也會有所表露。如，阮元《疇人傳》真正作者為李銳等人，賀長齡《皇朝經(jīng)世文編》撰者為魏源，方觀承《海塘通志》為杭世駿撰，方觀承《直隸河渠書》為趙一清、戴震撰，孫星衍《平津館讀碑記》為洪頤煊撰，等等，數(shù)量眾多。徐松為松筠代撰《識略》就是其中之一。

不過，也有人或多或少的有了一些著作權(quán)意識，且有所行動。湖南巡撫吳榮光曾聘黃本驥撰《吾學(xué)錄初編》，道光十二年成書。它是一部研究清代政治制度的入門書，分典制、政術(shù)、風(fēng)教、學(xué)校、貢舉、戎政、仕進、制度、祀典、賓禮、昏禮、祭禮、喪禮、律例等十四門，言簡意賅，通俗易懂。吳榮光自序此書系其“手自節(jié)錄”，到湖南巡撫任內(nèi)始“延寧都鄉(xiāng)舉人黃本驥至署，公余之暇，出所錄者相與考訂論次，以及門陳子傳鈞、家弟彌光任校讎之事，一載有余，遂成此書。”[13]則黃本驥僅為助撰者。然而，在此書刊行十二年后的道光二十四年冬，黃本驥在湖南沅州府黔陽縣刊刻了其中的昏禮、喪禮、祭禮三門，名曰《三禮從今》，署名黃本驥撰。《三禮從今》刻于吳榮光卒后一年，黃本驥此舉意在表明《吾學(xué)錄》是由他編輯的?？梢钥闯?，黃本驥是稍有著作權(quán)意識的學(xué)者。

然而，在黃本驥刊《三禮從今》前二十年，已經(jīng)有人用這種方式來維護自己的著作權(quán)了。他就是徐松及其《西域水道記》。

《西域水道記》是徐松用力最深，成就最大，也是其在西北邊疆史地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新疆因地形特殊，干旱少雨，河流多由雪山融水匯積而成，而河流又多為內(nèi)陸河，往往匯聚為湖泊（當?shù)亟小澳谞枴保┗蛳в谏衬?。根?jù)上述特點，徐松創(chuàng)造性地利用湖泊這一受水體來劃分西北水系，將全疆水系劃分為羅布淖爾(羅布泊)、哈拉淖爾(甘肅敦煌西北之哈拉湖)、巴爾庫勒淖爾(巴里坤湖)、額彬格遜淖爾(瑪納斯湖)、喀拉塔拉嶺西柯淖爾(艾比湖)、特穆爾圖淖爾(伊塞克湖)、阿拉克圖古勒淖爾(阿拉湖)、噶勒札爾巴什淖爾(布倫托海)、賽喇木淖爾、巴勒喀什淖爾、宰桑淖爾等十一個湖區(qū)，從而使其著述更具系統(tǒng)性、更便于披覽。全書總共五卷，附地圖二十四幅，卷一、卷二為羅布淖爾所受水；卷三為哈喇淖爾所受水、巴爾庫勒淖爾所受水、額彬格遜淖爾所受水、喀喇塔拉額西柯淖爾所受水；卷四為巴勒喀什淖爾所受水；卷五為賽喇木淖爾所受水、特穆爾圖淖爾所受水、阿拉克圖古勒淖爾所受水、噶勒札爾巴什淖爾所受水、宰桑淖爾所受水。這一分法為后來學(xué)者加以接受和沿用?！段饔蛩烙洝纺７卤蔽横B道元的《水經(jīng)注》的體例,自為注記,在詳細記載各條河流情況的同時，對流域內(nèi)的政區(qū)建置沿革、典章制度、廠礦牧場、城邑村莊、卡倫軍臺、日晷經(jīng)緯、名勝古跡、重要史實、民族變遷等都有詳細的考證。

實際上，徐松關(guān)于新疆境內(nèi)十一大水系劃分的觀點并不是在《西域水道記》中最早提出來的。《識略》卷一《新疆總圖》的《新疆水道總敘》和《新疆水道表》部分才是他關(guān)于新疆水道研究的最早表述?！缎陆揽倲ⅰ穼κ淮笏狄来巫隽藬⑹?。其中還用較大篇幅單獨講述了喀什噶爾河、葉爾羌河、和闐河、阿克蘇河、塔里木河、伊犁河等“經(jīng)”、“枝”內(nèi)陸河。

以額彬格遜淖爾（也叫阿雅爾淖爾）為例，《識略》的描述為下：

“巴爾庫淖爾之西為阿雅爾淖爾。淖爾有二源，東源為洛克倫河、呼圖壁河所匯。洛克倫河二源，一出蒙古圖嶺，一出格珊圖山，皆北流過昌吉縣治西洛克倫軍臺東而合。西北流與呼圖壁河合。呼圖壁河出松山陰，北流過景化城西，與洛克倫河合注于淖爾。西源為瑪納斯河、烏蘭烏蘇河所匯?，敿{斯河出南山之陰，一源為固爾班多邦水，一源為固爾班沙濟海水。合流經(jīng)綏來縣治西玉泉墩東與烏蘭烏蘇合。烏蘭烏蘇出奇林圖魯山，一源為庫克河，一源為錫伯圖烏蘭烏蘇。合流經(jīng)烏蘭烏蘇軍臺西與瑪納斯河合流注于淖爾。淖爾在安集海正北。又一水自北來，名木丹莫霍爾岱河，亦注于淖爾”【14】。

《西域水道記》卷三“額彬格遜淖爾所受水”是這樣記述的：

“額彬格遜淖爾三源，東源為羅克倫河、胡圖克拜河，西源為瑪納斯河、烏蘭烏蘇河，北源為木丹莫霍爾岱河，注于淖爾”【15】。

小字雙行夾注部分的水道內(nèi)容，主要是對上面所提各條河流、湖泊、山川、地名的詳細注釋。摘錄如下：

“烏可克嶺西南四十里有孟克圖嶺。昌吉河發(fā)其北麓?！痹谶@里“嶺”是河源的意思，“或言嶺，或言河源，實則一也?！薄昂铀脑床l(fā)，匯而北流，至山外分為渠，經(jīng)昌吉縣治?！薄傲_克倫者，……其河二源，亦出孟克圖嶺之麓?！薄坝直绷鳌鞅绷鳎熈_克倫軍臺東。昌吉縣治西。”“又北流，……又西北流百余里，與胡圖克拜河會?！薄坝谄涞刂窃痪盎??！薄昂鷪D克拜河出城南八十里之松山，五源并出?！薄昂愚熅盎潜绷靼儆嗬铮c羅克倫河會?！爆敿{斯河“又曰清水河?！薄扒逅颖绷?，古爾班多邦水自東來入之，古爾班沙扎海水自西來入之，出山為瑪納斯河?！爆敿{斯河“河?xùn)|岸里許，……綏來縣。”“瑪納斯河逕泉溝西七里，北流至縣北?！治鞅绷靼傥迨?，與烏蘭烏蘇河會?！薄艾敿{斯河西七十余里，為烏蘭烏蘇河，源出綏來縣南古爾班多博克山，亦曰烏蘭烏蘇山。”“烏蘭烏蘇山出水二支，東曰庫克河，西曰錫伯圖烏蘭烏蘇，北流而會，出山。又北流數(shù)十里，逕烏蘭烏蘇軍臺西。又西北流百余里，與瑪納斯河會?！薄傲_克倫、胡圖克拜二河既會，西北流二百余里，逕清水峽南，入自淖爾之東南。瑪納斯、烏蘭烏蘇二河既會，西北流百里，入自淖爾之南。木丹莫霍爾岱河流百余里，入自淖爾之西北。是為額彬格遜淖爾，……今又曰阿雅爾淖爾”【16】。

對比兩書對于額彬格遜淖爾水系的記載，可以發(fā)現(xiàn)，《西域水道記》相比《識略》而言，對于水道本身的記載在內(nèi)容上并無明顯變化，如果將《西域水道記》中的大字黑體內(nèi)容與小字雙行夾注內(nèi)容融合在一起，即是《識略》中的內(nèi)容。而其小字夾注部分關(guān)于政區(qū)建制沿革、典章制度、廠礦牧場、城邑村莊、卡倫軍臺、日晷經(jīng)緯、名勝古跡、重要史實、民族變遷等文字內(nèi)容，在《識略》卷五官制兵額、卷六屯務(wù)、卷七營務(wù)、卷八庫儲、卷九財賦、卷十廠務(wù)、卷十一邊衛(wèi)、卷十二外裔中也都根據(jù)需要而有所記載。

相比《西域水道記》，《識略》對十一大水系湖泊的劃分不夠成熟。書中沒有將巴勒喀什淖爾單獨標題，而是將其掛靠在對伊犁河的敘述當中，而且只有“又西北入于巴勒喀什淖爾”【17】一次記述。而《西域水道記》將十一大水系明確化，可以說是對《識略》的完善和補充。由此也可判斷，《西域水道記》應(yīng)當略晚于《識略》成書。徐松編纂《西域水道記》，實為維護其對《識略》著作權(quán)的一種方式。

被貶新疆，可謂徐松人生一大變局。幸運的是，徐松遇到了講求文治的時任伊犁將軍松筠，這也是徐松能夠完成《識略》和《西域水道記》著述的重要原因之一。徐松在松筠的鼓勵下，承擔起編纂《識略》的重任。他還陸續(xù)完成了《元史西北地理考》、《西夏地理考》、《唐兩京城坊考》、《漢書西域傳補注》、《新疆賦》、《河南志》等多種輿地學(xué)名作，堪稱清代西北邊疆史地研究的領(lǐng)軍人物。

參考文獻

［1］《欽定新疆識略·御制序》，道光元年武英殿刻本。

［2］趙爾巽等：《清史稿·松筠傳》，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

［3］徐珂：《清稗類鈔選·著述類》，書目文獻出版社，1984年。

［4］陳垣：《記徐松遣戍事》,載《國學(xué)季刊》第5卷3號(1936年9月),第141—150頁,后收入陳樂素、陳智超編校《陳垣史學(xué)論著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71—381頁。

［5］繆荃孫：《徐星伯先生事輯》，《藝風(fēng)堂文集》卷1，清光緒年刻本。

［6］《清宣宗實錄》卷111，清咸豐年內(nèi)府精抄本紅綾本，第17—18頁。

［7］《清史稿·徐松傳》，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

［8］《清宣宗實錄》卷48，清咸豐年內(nèi)府精抄本紅綾本，第34—35頁。

［9］《清史稿·慶祥傳》，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

［10］《清史稿·景興、陳孝寬等傳》，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

［11］《清宣宗實錄》卷79，清咸豐年內(nèi)府精抄本紅綾本，第1—2頁。

［12］《清仁宗實錄》卷295，清道光年內(nèi)府朱格抄本紅綾本，第9頁。

［13］吳榮光：《吾學(xué)錄初編序》，《石云山人文集》卷1，道光二十一年南海吳氏筠清館刊本。

［14］《識略》卷1，道光元年武英殿刻本，第48頁。

［15］徐松著、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記》卷3，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184—192頁。

［16］徐松著、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記》卷3，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184—192頁。

［17］識略》卷1，道光元年武英殿刻本，第5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