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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吉林省和內蒙古東部的一條重要鐵路“白阿鐵路”，始建于1929-1937年。全長354.7公里，在興安盟境內306.2公里。是內蒙古東部地區(qū)重要橫向運輸干線，是溝通內蒙古與東北地區(qū)經濟聯(lián)系的重要通道。系Ⅲ級鐵路，年輸送能力379萬噸。其中，洮南至索倫段，鐵路長191公里。過去，很多人都認為白城至阿爾山(白阿鐵路)這條鐵路全線均為日本人所建。其實不然，通過查閱大量資料、史志、走訪證實，其中，洮南至索倫段，由張作霖和張學良父子經過和日本爭奪鐵路權自主建成的一條鐵路，史稱“洮索鐵路”，這是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

有資料記載：在我國歷史上，從?1903—1907年的4年間，就有15個省先后創(chuàng)設了省鐵路公司，共籌集資金達9，000余萬元。按當時每公里所需造價計算，可鋪設鐵路2，000—3，000公里。不僅如此，各省鐵路公司，都以“保中國自主之權利”、“不招外股”、“不借外債”、“不準將股份售與非中國人”等為宗旨都在積極修建鐵路。但在當時形勢下，由于外受帝國主義擠壓，內遭清政府摧殘，新興民族資產階級本身的力量又很薄弱，實際建成的連同開行工程列車的鐵路在內，僅有900多公里。盡管后來這些商辦鐵路被帝國主義資本侵入或兼并，但它在中國鐵路史上，占有光輝的地位。

提起“洮索鐵路”建設的由來，還得從“滿蒙鐵路懸案”說起。所謂“滿蒙鐵路懸案”，是指日本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為完成“經營滿洲”擴大鐵路權限同張作霖、張學良父子就滿蒙鐵路權益問題所進行的有關路權外交?！皾M蒙鐵路懸案”的交涉，一直貫穿于張氏父子主政東北的始終，在張氏父子對日關系中占有重要的一頁。

“滿蒙鐵路懸案”是20世紀初，日本以鐵路權益為名妄圖擴大對華侵略的產物。早在1912年袁世凱竊取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之后，日本乘他有政治、經濟上的需求和西方列強無暇東顧之機，提出“滿蒙五路”權益的要求，希望修筑四鄭(四平街-鄭家屯)、鄭洮(鄭家屯-洮南)、開海(開原-海龍)、海吉(海龍-吉林)、撫順-山城(或興京)等五條鐵路。日本是想以鐵路權益作為擴大對中國侵略的工具。1913年10月5日，中日雙方互換了《借款修造鐵路預約之辦法大綱》，即《滿蒙五路秘密換文》。北洋政府迫于中國民眾的反日愛國情緒，不敢履行五協(xié)定，只與日本秘密簽訂了一項《四鄭鐵路借款合同》。

繼《四鄭鐵路借款合同》簽訂之后，1917年到1918年間，北京政府又先后與日本簽訂了《吉長鐵路續(xù)借款合同》、《吉會鐵路借款預備合同》、《滿蒙四鐵路借款預備合同》。日本共計以3600萬元的借款合同，攫取了吉長鐵路“委托”滿鐵經營的管理權和吉會鐵路的修筑權，獲得了海龍-吉林、長春-洮南、洮南-熱河之一點至某海港的“滿蒙四路”的修筑權。后來，北京政府長期處于不穩(wěn)定的狀態(tài)中，日本在同北洋政府的鐵路交涉中，“滿蒙五路”、“滿蒙四路”、“吉長”、“吉會”鐵路計劃和借款本利均都落空。于是，日本決定以東北地方軍閥實力派張作霖為交涉對手，企圖假手張作霖實現(xiàn)其奪取路權的陰謀計劃。日本與東北當局的“滿蒙鐵路懸案” 交涉由此開始。

張作霖在統(tǒng)一東北乃至幾次入關角逐黨中央政權的過程中，均得到了日本的“好意援助”，為投桃報李，一度“滿蒙五路”計劃在張作霖的積極合作下，四平街至鄭家屯鐵路于1917年筑成通車。鄭家屯至洮南、鄭家屯至通遼兩延長線的承建，也在張作霖與北京政府進行溝通下，順利達成交易。日本在獲得兩延長線修筑權后，立即向奉天當局提出施工要求，得到了“以張作霖為首的孫烈臣、吳俊升等有勢力人物的贊成”。鄭通線于1921年筑通。日本按原計劃應接著修筑鄭洮線，因第一次直奉戰(zhàn)爭，未能開工。戰(zhàn)后張作霖宣布東三省自治，日本從此越過北京政府徑自與張作霖交涉修筑鄭洮鐵路。雙方商妥由滿鐵先付800萬元工程費，中國方面由張作霖“通融款項”，并負責作保，1923年，鄭洮鐵路全線通車。

1924年4月，日本政府指派滿鐵理事松岡赴奉天與張作霖進行會談，開始交涉修筑開原-朝陽鎮(zhèn)、吉林-敦化、長春-大賚、洮南-齊齊哈爾等四條鐵路。這時張作霖正在積極加緊準備第二次直奉戰(zhàn)爭，為了獲得日軍軍費、軍械援助，當即答應了日本的全部要求，并責成王永江與日本進行談判，張作霖聲明“當協(xié)商之際奉天省方面一定盡力斡旋”。應該承認，張作霖為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野心，早年確有對日妥協(xié)與勾結的一面，致使日本對滿蒙鐵路權益的要求得到了一定滿足。

在東北的鐵路計劃得到張作霖的默許后，日本變得更加野心勃勃。1925年9月，日本政府指使?jié)M鐵重新確定了從1925年起20年內修建35條線，總長8828公里的“滿蒙鐵路網計劃”，肆無忌憚地干涉和破壞中國鐵路建設。日本這一無視中國主權的強盜行徑，激起東北民眾的強烈反抗。1925年，東北興起“收回國權”運動，奉天、吉林、哈爾濱以及日本直接控制的旅大，接連發(fā)生群眾集會，提出“收回旅大租借地”、“廢除不平等條約”等要求?！稏|三省民報》對日本的侵略罪行和張作霖的親日政策也進行了某些揭露。張作霖也想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力圖借助英美等國的勢力，牽制貪得無厭的日本，由日本手掌中掙脫出來，以便獲得較多的獨立自主權。

張作霖不顧日本之反對，于1924年成立了自營自建鐵路的領導機構和執(zhí)行機構———東三省交通委員會，開始筑建東北鐵路網。從1925年以后，張作霖以“自行籌款”方式，陸續(xù)建造了奉海(奉天-海龍)、吉海(吉林-海龍)、打通(打虎山-通遼)等鐵路。并計劃著手修建東北兩大干線：一是從葫蘆島經由通遼、齊齊哈爾至璦琿的西部干線；一是聯(lián)系京奉路，經由海龍、吉林到佳木斯的東部干線。

從1925年以后，東北出現(xiàn)了一個東三省當局和商民投資修建鐵路的熱潮，這對打破日本長期控制東北鐵路干線和壟斷鐵路運輸?shù)木置?，起到了重要作用。對此日本深為不滿，認為東北修筑的鐵路是“南滿鐵路平行線”，嚴重影響了其在“滿蒙的權益”。為此，日本曾多次向張作霖提出警告和抗議，反對中國建路筑港。張作霖對日本的抗議和警告，未加理睬。張作霖與日的矛盾日益尖銳。

1927年6月，日本在東京召開了“東方會議”，決定采取所謂“滿蒙積極政策”，加強對奉系軍閥的控制。為貫徹“東方會議”精神，日本決定擴大鐵路權限，向奉方提出建筑吉會(吉林-朝鮮會寧)、洮齊(洮南-齊齊哈爾)、吉五(吉林-五常)、延海(延吉-海林)、齊黑(齊齊哈爾-黑河)等六大鐵路；所有東三省境內中國鐵路與日本利益相抵觸者，概不許建筑的要求。旨在把朝鮮同中國吉林、黑龍江兩省鐵路連成一體，一旦建成日本便可以從朝鮮直接侵入“北滿”腹地。這既有利于日本加強對東北的軍事控制，又便于將掠奪的“北滿”資源運往日本，日本實際上是想以推行“滿蒙鐵路計劃”為突破口，實現(xiàn)其“滿蒙分離政策”。“東方會議”同時決定，對張作霖采取高壓政策及以武力驅逐其下臺，“代之以聽命于日本的人物”。

“東方會議”之后，田中內閣先后派遣日本駐奉總領事吉田茂、駐華公使芳澤謙吉、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總裁山本條太郎，采取軟硬兼施的手腕，迫使奉天當局解決“滿蒙鐵路懸案”，張作霖在處理這一棘手問題時均采取拖延策略。

1927年8月4日，吉田茂開始與奉天省長莫德惠進行交涉，態(tài)度非常蠻橫，要求東北當局立即停止自筑鐵路和不得反對日本在臨江設領事館，并威脅奉方，如不接受上述要求，日本將考慮禁止京奉線專業(yè)列車通過滿鐵附屬地，南滿鐵路拒絕載運奉軍。張作霖對吉田茂的強硬態(tài)度非常反感，他說：“如果日方這樣做的結果，只會使我排除萬難，自主的修建鐵路。”7月29日，張作霖在接見日本駐北京公使館武官本莊繁時進一步闡明其立場：“我最依賴之田中內閣成立不久就發(fā)生此種事態(tài)，若終將發(fā)生重大變化，便不勝遺憾。切望日本方面亦穩(wěn)妥處理諸事，此意望轉告田中首相?！?/SPAN>

 強硬外交失利后，日本決定采取懷柔的方法，派遣滿鐵總裁山本條太郎作為首相特使與張作霖秘密會談。為完成“滿蒙鐵路交涉”任務，1927年8月，山本選派與張作霖素有深交的江藤豐二與町野武馬與張進行初步交涉，當二人拿著“滿蒙鐵路計劃”去見張作霖時，張作霖非常吃驚，他認為修建這幾條鐵路，猶如“懷里抱著炸彈”一樣危險，表示不能接受。江藤豐二恐嚇說：“如果你不合作，日本軍隊將要幫助你的敵人蔣介石！”1927年11月15日，迫于內外壓力，張作霖在日方草擬的《滿蒙新五路協(xié)約》上只簽了一個“閱”字，這是張作霖在對日外交中所采用的一貫做法，以備日后翻悔之用。

根據(jù)協(xié)約規(guī)定，中國委托滿鐵建造以下五條鐵路，即敦圖(敦化-圖門江)，長大(長春-大賚)，吉五(吉林-五常)，洮索(洮南-索倫)，延海(延吉-海林)。張作霖深感“這五條鐵路好像插在橫貫滿洲的東滿(中東)鐵路上的五把鋼刀，在軍事上很有價值?！彼灾稘M蒙新五路協(xié)約》不僅僅是鐵路問題，各鐵路還有附屬地，日本在“滿蒙”的地位將由此而決定。因此張作霖反對日本將密約變成公開正式協(xié)定的要求，總是推脫說如若那么做，勢必出現(xiàn)“國論鼎沸”，奉系將“不能保持其現(xiàn)在的地位”。對日本將密約變成公開協(xié)定的要求，采取拖延辦法，遲遲不辦理正式承包合同。

田中首相對張作霖“關于鐵路建設一事，究竟有無誠意”也表示擔心。田中認為，“倘若確無誠意，盡管滿鐵社長帶回簽有‘閱’字的簽字，包括締造合同，恐張必將制造某種理由拒絕實行。證諸往例，事屬必然?！敝链?，在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眼中，張作霖已成了日本在滿洲建立新國家的障礙，很難再成為他們推行“滿蒙政策”的好伙伴。經過精心策劃，1928年6月4日在“皇姑屯事件”中將張作霖炸死。

自此，張學良與日關系開始對立。張作霖被炸身亡后，日本關東軍原本企圖利用混亂制造事端，但以武力占領東北的陰謀未能得逞。張學良子承父業(yè)主政東北后，日本決定同張學良就“滿蒙新五路計劃”繼續(xù)展開交涉。此次鐵路交涉對于日本來說有著特殊的意義。因為日本所謂的“大陸政策”主要是變東北為日本的殖民地，而實現(xiàn)這個國策的基本方法，田中內閣認為有兩種：一種是硬的軍事侵略，即日軍出兵強行占領東北；一種是軟的經濟侵略，即由日本借款修筑東北鐵路。對于后一種方法，滿鐵總裁山本條太郎說：“這等于購得了滿洲，所以不必用武力來解決了。”張作霖的顧問町野武馬也認為“這些鐵路如果建造好，以后就沒有文章可做了?！蔽阌怪靡?，日本當然希望采取第二種方法。因此，迫不及待的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借恭賀張學良榮任東北保安總司令之機，即提出了鐵路交涉問題。甚至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村岡長太郎也專程到沈陽“規(guī)勸”張學良借款修路。

張學良深知答應日本鐵路要求的嚴重后果，因為這不僅是五條鐵路問題，各鐵路還附帶有租借地，這無異于將東北變成日本的附屬地，所以他采取了拒絕的態(tài)度。1928年7月23日，張學良在接受記者訪問時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他說：“關于對日修約問題，余之意見，以為締結條約，須締約國雙方合意之后，方能成為條約，否則專以片面的意見為前提而締結之條約，即為不平等條約，中日兩國歷來所締結之各種條約，均屬此種，故今后約滿后，凡余與日本或其他各國締結新約，自當以雙方合意為條件，而努力達此平等目的?！?/SPAN>

1928年10月間，滿鐵向東北當局提出日本借款修筑長大、吉會路問題。1928年10月3日，張學良召集張作相等人商議對日交涉問題，做出了拒絕日本?“滿蒙新五路”借款要求的決議。10月7日，保安會正式答復滿鐵交涉代表江藤豐二，保安會不承認新合同。(指張作霖在北京所簽預備合同)11月11日，東北代表邢士廉在上海向國民黨中央報告時亦表明了東北當局的態(tài)度：“吉會路草約發(fā)端于袁世凱時代，徐世昌成之，張作霖知此路為東省生死攸關，生前曾誓死反對，張學良決不簽字。”11月16日，張學良在奉天接受記者訪問時，再次表明自己的立場，“利用外資，興拓實業(yè)、修筑鐵路，余亦不反對，惟必中國人自動，更須看條件如何。”

其實，在張學良的內心正飽受喪父之痛，他深知張作霖的被害純?yōu)槿毡舅鶠椋瑸閷で髮θ湛範幍膹姶蠛蠖?，擺脫日本的控制，張學良已決定與蔣介石領導的南京國民政府實現(xiàn)統(tǒng)一。張學良與南京政府的頻繁接觸，引起了日本的極大恐慌，日本公然進行干涉和威脅。面對日方的威脅，張學良莊嚴表示：“日方欺我太甚，誓死易幟，即死于青白旗下，吾亦甘心?！?/SPAN>12月29日，張學良不顧日本的阻撓，利用日本國內反對田中內閣的有利時機，毅然宣布服從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權，實行東北易幟。東北易幟是張學良主政東北后，作出的第一項重大決策，其意義深遠：對內，實現(xiàn)了中國的統(tǒng)一；對外，擺脫了東北當局處處受日本人控制的尷尬局面，阻止和延緩了日本對東三省的大舉進攻和軍事占領。東北易幟是年輕的張學良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一次正面挑戰(zhàn)，日本關于“滿蒙鐵路懸案”問題的糾纏，更加堅定了張學良實行東北易幟的決心。

東北易幟后，1929年1月，日本派曾經擔任過張作霖顧問的町野武馬拜會張學良，“試圖對鐵路問題做最后努力”。1月10日，張學良與町野武馬舉行會晤。張學良宣稱，有關鐵路問題的談判權利己上交黨中央，拒絕與日方直接談判。這正是張學良東北易幟后，所力求的“中國人為中國人”的施政方針的具體體現(xiàn)，東北一切權利上交黨中央的思想理念，在張學良處理與日鐵路交涉問題上，表現(xiàn)十分突出。町野武馬與張學良所進行的交涉失敗后，轉而與東北實力派人物楊宇霆私密商議，此前，楊宇霆在張作霖時代曾參與鐵路交涉，二人準備就協(xié)商的問題發(fā)表聲明。就在當天晚上，張學良以“破壞統(tǒng)一，阻撓新政”的名義將楊宇霆及黑龍江省省長常蔭槐處決于帥府老虎廳，史稱“楊常事件”。有關“楊常事件”多年來史家說法不一，但總的來說它是東北當局內部政治斗爭的結果。但日本方面卻認為，這是張學良關于鐵路問題向日本所做的最后通牒。町野武馬認為楊宇霆之死，使日本人借款修筑“滿蒙新五路”的最后希望斷絕了，提出必須和張學良決裂的主張。

就在日本積極與張學良就“滿蒙鐵路懸案”進行交涉期間，全國各地愛國學生和各界人士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反帝護路斗爭。東三省保路運動更是發(fā)展得如火如荼。1928年10月3日，張學良召集張作相等人商議對日交涉問題，決定支持東北民眾的保路運動。1928年10月22日，由東三省議會和工農商各界代表組成的東三省路權保持會在沈陽正式成立。東三省路權保持會以“喚起輿論、援助政府保持路權，排除外人侵略為宗旨”，廣泛發(fā)動東三省民眾進行保路運動。

1928年10月26日，吉林發(fā)生兩萬余名學生、市民集會游行，反對日本修筑吉會路的愛國行動。在北平各校的東北學生也紛紛發(fā)表宣言，反對日本敷設吉會、長大兩路。11月9日，哈爾濱學生為響應吉林的愛國護路運動，數(shù)千名學生上街游行，軍警向游行學生鳴槍阻止，140余名學生受傷，造成“一一·九”慘案。張學良聞知此訊后，對愛國學生的正義行動給予了充分肯定，明確表態(tài)“學良行年二十有八，來日方長，豈能損失東省利權以貽后患，是以關于國家權利上決不讓步?！?/SPAN>

張學良對東三省人民在保路運動中所給予的支持和聲援，得到了東三省人民的擁護，時有“鈞座恃重于先，國人奮爭于后”的提法。在東三省保路運動，特別是在收回國權的熱潮推動下，12月5日，張學良下令逮捕了辦理對日交涉的陶尚銘，奉天親日派趙欣伯等相繼逃到大連。東北地區(qū)濃厚的反日氣氛，成為張學良對日交涉的政治資本，在此背景下，張學良對日要求履行“滿蒙新五路”的糾纏，堅決予以拒絕。

1929年3月26日，東北國民黨黨部在奉天召開成立大會，主張收回旅大租借地和南滿鐵路。1929年3月29日，張學良與滿鐵理事齋藤良衛(wèi)會談時聲明：“就東三省來說，不僅張作相就是我也不能負責履行此項合同，所以盡管如何同我反復交涉也不可能解決問題，即使向南京政府交涉，恐怕亦無成功的可能?！睆垖W良又鄭重聲明東北當局決不簽正式借款和承包合同，并希望日方采取中日親善的態(tài)度。至此，日本同張學良關于“滿蒙新五路”交涉基本結束。

張學良在抵制日本無理路權交涉的同時，加緊修筑東北自己的鐵路，為此他改組了東北交通委員會，確定了自建、自營、獨立發(fā)展東北鐵路的方針。?

自1928年7月至1931年9月，東北交通委員會主持修建了昂齊、齊克、洮索三條鐵路，完成了沈海鐵路延長線、呼海鐵路北段、吉海鐵路等線路的路軌鋪設工作。其中，“洮索鐵路”， 由興安區(qū)屯墾公署籌款，北寧（原京奉）鐵路局資助興建。 1929年8月開工，1935年10月竣工，共耗資近800萬元。

（作者：內蒙古興安盟地方志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