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省韓城市司馬遷祠外的司馬遷塑像 資料圖片
傳統(tǒng)史書編纂以紀傳體正史為主體,紀傳體正史編修自《史記》《漢書》以來分為通史、斷代兩途。后世學者比較《史記》《漢書》,論司馬遷、班固優(yōu)劣,或主通史,或持斷代。主通史者,優(yōu)《史記》而崇司馬遷;持斷代者,宗《漢書》而褒班固。兩派各持一端,爭論不斷。
通史與斷代史爭端不斷
在這其中,最為典型者為唐代史家劉知幾與南宋史家鄭樵。劉知幾主張斷代為史,推崇《漢書》“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自邇迄今,無改斯道”。(《史通·六家》)在《史通》一書中,每論及《史記》《漢書》,處處流露出“甲班乙馬”的傾向。鄭樵倡導通史,他說:“百川異趨,必會于海……萬國殊途,必通諸夏。”(《通志·總序》)“且天下之理,不可以不會;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會通之義大矣哉!”
鄭樵主張以“會通”的意識撰寫通史,反對斷代為史,說:“史家據(jù)一代之史,不能通前代之史,本一書而修,不能會天下之書而修,故后代與前代之事不相因依。”(《鄭樵文集》卷三《上宰相書》)不僅如此,他還批評班固《漢書》割斷歷史之前后聯(lián)系,“自班固以斷代為史,無復相因之義,雖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損益。會通之道,自此失矣。語其同也,則紀而復紀,一帝而有數(shù)紀;傳而復傳,一人而有數(shù)傳。天文者,千古不易之象,而世世作《天文志》;《洪范》五行者,一家之書,而世世序《五行傳》。如此之類,豈勝繁文!語其異者,則前王不列于后王,后事不接于前事。郡縣各為區(qū)域,而昧遷革之源;禮、樂自為更張,遂成殊俗之政。如此之類,豈勝斷綆!”(《通志·總序》)元、明、清學人又圍繞劉知幾、鄭樵之論,各呈己見,仁智難一,歸根結(jié)底都是圍繞通史與斷代史的爭論。
轉(zhuǎn)載自“中國學派”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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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tǒng)史書編纂以紀傳體正史為主體,紀傳體正史編修自《史記》《漢書》以來分為通史、斷代兩途。后世學者比較《史記》《漢書》,論司馬遷、班固優(yōu)劣,或主通史,或持斷代。主通史者,優(yōu)《史記》而崇司馬遷;持斷代者,宗《漢書》而褒班固。兩派各持一端,爭論不斷。
通史與斷代史爭端不斷
在這其中,最為典型者為唐代史家劉知幾與南宋史家鄭樵。劉知幾主張斷代為史,推崇《漢書》“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自邇迄今,無改斯道”。(《史通·六家》)在《史通》一書中,每論及《史記》《漢書》,處處流露出“甲班乙馬”的傾向。鄭樵倡導通史,他說:“百川異趨,必會于海……萬國殊途,必通諸夏。”(《通志·總序》)“且天下之理,不可以不會;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會通之義大矣哉!”
鄭樵主張以“會通”的意識撰寫通史,反對斷代為史,說:“史家據(jù)一代之史,不能通前代之史,本一書而修,不能會天下之書而修,故后代與前代之事不相因依。”(《鄭樵文集》卷三《上宰相書》)不僅如此,他還批評班固《漢書》割斷歷史之前后聯(lián)系,“自班固以斷代為史,無復相因之義,雖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損益。會通之道,自此失矣。語其同也,則紀而復紀,一帝而有數(shù)紀;傳而復傳,一人而有數(shù)傳。天文者,千古不易之象,而世世作《天文志》;《洪范》五行者,一家之書,而世世序《五行傳》。如此之類,豈勝繁文!語其異者,則前王不列于后王,后事不接于前事。郡縣各為區(qū)域,而昧遷革之源;禮、樂自為更張,遂成殊俗之政。如此之類,豈勝斷綆!”(《通志·總序》)元、明、清學人又圍繞劉知幾、鄭樵之論,各呈己見,仁智難一,歸根結(jié)底都是圍繞通史與斷代史的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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