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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蒙古語族語言的分類和蒙古語方言的劃分中布里亞特語的定位問題

由于社會歷史的原因和政治的因素，布里亞特（含巴爾虎）人跨境居住在俄羅斯、蒙古國和中國三個國家。在蒙古語族語言的分類和蒙古語方言的劃分中，對跨境居住的三部布里亞特語（含巴爾虎話）如何定位的問題上，國內外學者有諸多不同的觀點。

1.在蒙古語族語言的分類中對布里亞特語的定位情況

（1）在蒙古語族語言的分類中，一些學者將布里亞特語視作獨立的語言劃歸蒙古語族語言

上海外國語學院和哈爾濱外國語學院的《語言學引論》 （1958）、高名凱、石安石的《語言學概論》（1963）、王振昆等人的《語言學基礎》（1983）、劉伶等人的《語言學概要》（1986）、倪立民的《語言學概論》（1988）、邢公畹主編的《語言學概論》（1992）等諸多理論著作中均將布里亞特語視作蒙古語族語言之一，但未說明所謂布里亞特語包括的范圍。

葉適良的《阿爾泰語系有哪些語言?有些什么特點?》（1983）、桑席耶夫的《蒙古語比較語法》（1953）和《現代蒙古語》（1959）中，將俄羅斯的布里亞特語視作獨立的語言。

鮑培的《蒙古語比較研究緒論》（1955）、《阿爾泰語比較語法》（1959）和《阿爾泰語言學引論》（1965）、王德春的《現代語言學研究》（1983）中，將俄羅斯的布里亞特諸部語言和中國的巴爾虎布里亞特話合稱布里亞特語視為蒙古語族語言之一。

（2）國內外諸多學者將三部布里亞特各部語言分截成語言和方言并列。

托達葉娃的《論中國蒙古語各方言的基本特點及其與現代蒙古標準語的比較》（1956）一文和《現代蒙古標準語語法講義》（1957）中，將原蘇聯(lián)的布里亞特諸部語言視作獨立的語言，而將中國的巴爾虎布里亞特話稱作中國蒙古語的方言。

后來，清格爾泰教授主編的《現代蒙古語》（1964）、喻世長先生的《論蒙古語族的形成和發(fā)展》（1983）、特圖克教授的《語言學概論》（1987）、鮑祥教授的《語言學概論》（1988）、陶高等人的《現代蒙古語》（1993）、莫德勒圖等人的《現代蒙古語》（1995）、楊圣敏主編的《中國民族志》（2003）、《蒙古學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蒙文， 2004）和圖力古爾等人的《現代蒙古語》（2006）中，均將俄羅斯的布里亞特諸部語言視作獨立的語言，而將中國的巴爾虎布里亞特話稱作方言與內蒙古方言和衛(wèi)拉特方言并列。

嘎爾迪等人的《現代蒙古語》（2001）中，將俄羅斯的布里亞特諸部語言和蒙古國布里亞特諸部語言合稱獨立的布里亞特語，而將中國的巴爾虎布里亞特話稱作國內蒙古語的方言。

斯琴巴特爾等人的《蒙古語方言學概論》（2005）中，將俄羅斯的布里亞特諸部語言視作獨立的語言，而將蒙古國布里亞特（含巴爾虎）諸部語言和中國的巴爾虎布里亞特話合稱現代蒙古語的巴爾虎布里亞特（布里亞特巴爾虎）方言。

將布里亞特語（全部或部分）視作獨語言的多數學者均未闡明其具體理由。如桑席耶夫在《論方言·少數民族語言》（1954）中說:“喀拉喀蒙古‘話’與布里亞特蒙古‘話’之所以是語言而不是一種語言的方言就是因為它們的歷史的繼續(xù)發(fā)展的道路和發(fā)展的內部規(guī)律都完全是獨立的。” 但是，桑氏沒有具體地闡明喀拉喀蒙古語和布里亞特蒙古語的所謂發(fā)展道路的獨立性和內部規(guī)律的獨立性。

有些材料稱，布里亞特語離蒙古語較遠，處在其它語言環(huán)境中，受蒙古書面語的影響較少。其實這種情況和中國蒙古語衛(wèi)拉特方言的情況基本相同。從13世紀到20世紀30年代，布里亞特部一直使用蒙古文和蒙古書面語，從上世紀30年代末才改用俄文字母為基礎的新文字和新的書面語。新疆衛(wèi)拉特語于十七世紀中葉才改用托忒文和托忒文書面語。所以，應該說布里亞特語受蒙古書面語的影響比衛(wèi)拉特方言所受的影響時間長、影響大。上世紀30年代末，布里亞特的文字改革是正常的改革，布里亞特新書面語又是以本土布里亞特方言為基礎的。因此，地理和政治的分隔，文字的改革，書面語的不同等未能使布里亞特語的語音系統(tǒng)、語法系統(tǒng)和基本詞匯系統(tǒng)發(fā)生本質的變化。

蒙古語族語言的分類中，三部布里亞特語的定位問題同布里亞特人的民族成份問題有一定的聯(lián)系。布里亞特人的民族意識一直是明確的。長期以來布里亞特人稱自己是布里亞特蒙古。這是布里亞特人民族意識的自主性的反映。也就是說，布里亞特人認為，自己是蒙古民族的一個分支。“布里亞特蒙古”這一名稱中，“蒙古”是中心詞，“布里亞特”是限定詞，并不是同一名稱的重疊。我們認為，原蘇聯(lián)有關方面在“去蒙古化”思想指導下，“布里亞特蒙古”是同一名稱的重疊為由，于1958年，將“布里亞特蒙古”改稱“布里亞特” 是不妥的。我們既反對民族問題上的極端主張，也反對不顧歷史的“去蒙古化”思想。

2．在蒙古語的方言劃分中，對三部布里亞特語的定位問題上國內外學者的觀點不完全一致。我們可以對各類不同觀點進一步歸納和討論

（1）魯得聶夫的《東蒙古諸土語資料集》（1911）中， 將俄羅斯布里亞特諸部語言和中國巴爾虎布里亞特話合稱北部方言， 鮑培的《〈蒙古書面語語法〉序言、導論》（1954）中，將俄羅斯布里亞特諸部語言和中國巴爾虎布里亞特話合稱北部分語支。從上述兩文中進一步劃分方言情況看，文中所謂“北部方言”和“北部分語支”實際上是大布里亞特方言或布里亞特方言區(qū)。

巴斯卡科夫的《阿爾泰語系語言及其研究》（1981）中， 將俄羅斯的布里亞特諸部語言和中國巴爾虎布里亞特話合稱布里亞特蒙古語群（北區(qū)），并將俄羅斯的布里亞特諸部語言稱科里布里亞特次語群或本土布里亞特次語群，將中國的巴爾虎布里亞特話稱巴爾虎布里亞特次語群。由此可推論，書中所稱的布里亞特蒙古語群實際上也是大布里亞特方言或布里亞特方言群，而所稱本土布里亞特次語群和巴爾虎布里亞特次語群可以理解為不同的兩個方言。

卡扎克維奇的《西伯利亞-蘇聯(lián)的布里亞特詞典》（1931）中，將蒙古語分為東部語支和西部語支，將東部語支又分為南北兩個語言區(qū)，并對北區(qū)的布里亞特語分為貝加爾湖彼岸的布里亞特方言、貝加爾湖此岸的布里亞特方言和巴爾虎方言與同屬北區(qū)的喀拉喀方言并列。這樣，卡氏所稱的北區(qū)實際上也是一個方言區(qū)。

曹道巴特爾的《喀喇沁蒙古語研究》（2007）中，將俄羅斯、蒙古國和中國的三部布里亞特語合稱巴爾虎-布里亞特方言區(qū)，并將巴爾虎布里亞特話稱作方言與內蒙古方言和衛(wèi)拉特方言等并列。依此推論，俄羅斯和蒙古國的布里亞特語也分別成為不同的方言。

斯琴等人在《蒙古語方言學》（1998）中說：“現代蒙古語的內蒙古方言、喀拉喀方言、衛(wèi)拉特方言、布里亞特方言是 …… 在古代蒙古語的方言或土語的基礎上定型而形成的?！薄５?，文中將蒙古國的布里亞特（含巴爾虎）語和中國的巴爾虎布里亞特話分別視作方言。因此，俄羅斯的布里亞特諸部語言也必然定位為方言。這樣，上面引文中的“布里亞特方言”應理解為大布里亞特方言或布里亞特方言群。

（2）國內外一些學者將俄羅斯、蒙古國和中國的三部布里亞特（含巴爾虎）語視作三個不同的方言。如希日布伊什的《關于蒙古民族的語言和某些方言》（1958）、旺堆的《喀拉喀方言和歷史詞匯》（1970）和《關于蒙古語方言研究方法》（1967）中，均將蒙古國布里亞特諸部語言稱作方言與喀拉喀方言并列。莫莫等人的《現代蒙古語及其方言》中，將蒙古國的布里亞特諸部語言和俄羅斯布里亞特諸部語言分別視作獨立的方言與喀拉喀方言并列。符拉基米爾佐夫的《蒙古書面語與喀拉喀方言的比較語法》中，將俄羅斯的布里亞特語和中國的巴爾虎布里亞特話分別稱方言與喀拉喀方言和內蒙古方言并列。另外，上世紀50年代，國內蒙古語的調查報告、蒙古語文領導部門的文件和中國一些學者，如清格爾泰、哈斯額爾敦、布和吉爾嘎拉和曹道巴特爾等學者的論著中對國內蒙古語劃分方言時均將巴爾虎布里亞特話稱東北方言或巴爾虎布里亞特方言與內蒙古方言和衛(wèi)拉特方言并列。斯琴巴特爾的《蒙古語方言學概論》中，將蒙古國布里亞特諸部語言和中國的巴爾虎布里亞特話合稱巴爾虎布里亞特（或布里亞特巴爾虎）方言。

裴特生的《十九世紀歐洲語言學史》（漢譯文1958年，丹麥文1924年，原書名《十九世紀的語言科學：方法和成果》）中，將居住在貝加爾湖地區(qū)的布里亞特部稱北蒙古人，并稱他們的語言是蒙古語的一個方言。

瓦·斯琴的《蒙古語基礎知識》（1993）、哈斯額爾敦等人的《現代蒙古語》（1996）中，將中國的蒙古語分為衛(wèi)拉特、內蒙古和巴爾虎布里亞特三個方言，并稱俄羅斯布里亞特人也在使用蒙古語。實際上他們也確認俄羅斯布里亞特語的方言地位。

契科巴瓦的《語言學概論》（漢文版，1954）中，將蒙古國的喀拉喀蒙古語、原蘇聯(lián)的布里亞特蒙古語和中國的內蒙古蒙古語并列為蒙古語的三個分支。

（3）羅布桑旺丹的《關于現代蒙古語方言的分類問題》和他主編的《現代蒙古語語法》、莫莫等人的《現代蒙古及其方言》中，將俄羅斯貝加爾湖地區(qū)布里亞特諸部語言視為蒙古語的北部方言，而將色楞格布里亞特話和巴爾虎話稱作處在所謂中心方言（包括喀拉喀話和內蒙古一些土語）和北部方言（即貝加爾湖布里亞特諸部語言—筆者）之間的無明顯特點的中間土語。

哈勘楚倫先生的《蒙古語文》中，將俄羅斯布里亞特語和中國的巴爾虎話合稱蒙古語的北部方言，但是，他又迎合羅布桑旺丹的“中間土語”論，將巴爾虎話和色楞格布里亞特話稱“過渡性方言”。

（4）孫竹先生的《國內現代蒙古語方言的劃分和標準音問題》一文中，將中國的巴爾虎布里亞特話視作內蒙古方言的次方言。圖力更先生的《關于國內蒙古語方言的劃分和基礎方言以及標準音問題的意見》一文中，將中國的蒙古語分為西部或衛(wèi)拉特方言和東部或內蒙古（包括青海、甘肅的衛(wèi)拉特話）方言，并將巴爾虎布里亞特話視作所謂東部方言的土語。

（5）鮑培的《布里亞特蒙古語研究》（1933）中，將蒙古語分東西兩個語支，而在蒙古語東支中分布里亞特話、喀拉喀話和南蒙古（即內蒙古）話。北京大學語言教研室編的《語言學名詞解釋》（1960）和陳明遠的《語言學和現代科學》中，將布里亞特語稱作布里亞特方言與喀拉喀方言、內蒙古方言等并列。

羅常培、傅懋勣的《國內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情況》（1954）中，將俄羅斯、蒙古國和中國的布里亞特各部（含巴爾虎）語言合稱布里亞特方言與內蒙古方言、喀拉喀方言、卡爾梅克方言并列。

岑麒祥的《語言學史概要》（1958）中，將俄羅斯的布里亞特諸部語言和中國的巴爾虎布里亞特話合稱布里亞特方言與喀拉喀、內蒙古、卡爾梅克等方言并列。

結語：

綜合在蒙古語族語言的分類和蒙古方言的劃分中對三部布里亞特定位問題的討論，我們對三部布里亞特語定位的基本觀點歸納如下。

第一、蒙古國的布里亞特諸部和中國的巴爾虎布里亞特均稱（含自稱）為蒙古族。所以，不應迎合“去蒙古化”思想將布里亞特蒙古改稱布里亞特民族。布里亞特蒙古是傳統(tǒng)稱謂。如想回避一些敏感問題或觀點，可將俄羅斯的布里亞特稱“布里亞特人”。

第二、我們不贊同將三部布里亞特語合稱獨立語言或將三部布里亞特語分截為獨立語言和方言并列的觀點；也不贊同將三部布里亞特語并列為不同方言的觀點；同時也不支持將三部布里亞特語分為方言和中間土語（或稱“過渡性方言”）并列或將巴爾虎布里亞特話同布里亞特方言分隔而劃歸內蒙古方言稱土語或次方言的觀點。

第三、考慮蒙古語（含布里亞特語）方言土語之間的平衡問題，我們不贊同前述（1）項中將三部布里亞特語視作大方言或方言群，進而劃分諸多方言的觀點和前述（2）項中將三部布里亞特語分別視作方言并列的觀點。如蒙古國的布里亞特語和中國的巴爾虎布里亞特話不宜與俄羅斯的布里亞特方言并列為方言。

第四、國內外諸多學者的研究表明，三部布里亞特語的語音系統(tǒng)、語法系統(tǒng)和基本詞匯系統(tǒng)基本相同。所以，應將三部布里亞特語合稱布里亞特方言，將蒙古國布里亞特語和中國的巴爾虎布里亞特話視作布里亞特方言的土語。此兩個土語雖然不隸屬于布里亞特書面語而分別隸屬于喀拉喀蒙古書面語和內蒙古書面語，但是，這兩個土語既不能與喀拉喀方言和內蒙古方言并列，也不能與喀拉喀方言的各土語和內蒙古方言的各土語并列。因此，考慮地理和政治的分隔狀態(tài)和書面語的隸屬關系，將蒙古國的布里亞特語和中國的巴爾虎布里亞特話可視為孤立的土語。

第五、俄羅斯的布里亞特語有自己的文字和書面語，又是布里亞特共和國的語言，形式上像個獨立的語言，也可稱其為準布里亞特語。但是，因為語音、語法和詞匯等要素與蒙古語同屬一個系統(tǒng)，布里亞特文字和書面語同蒙古國文字和書面語、內蒙古文字和書面語一樣也是共同蒙古語的區(qū)域性的文字和書面語。由于社會歷史的發(fā)展、地理和政治的分隔，布里亞特方言、喀爾喀方言和內蒙古方言等沒有共同的標準語和書面語，彼此之間沒有統(tǒng)屬關系，也不存在所謂高級形式和低級形式的關系。所以，布里亞特方言同喀拉喀方言、內蒙古方言一樣也是獨立的方言。

（作者：內蒙古大學蒙古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