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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慶祝內蒙古自治區(qū)成立60周年之際，謹以此文懷念我的爸爸付彬和那些曾為自治區(qū)建設奉獻畢生精力的老一代知識分子。

    我的爸爸是江西宜春人，1950年由南京華東師范大學畢業(yè)，要求到內蒙古支援邊疆建設。21歲的他和十幾位同學一起告別了魚米之鄉(xiāng)的江南小城，來到風沙彌漫、滴水成冰的北國——內蒙古大草原。剛到內蒙，時任內蒙古自治區(qū)主席的烏蘭夫同志親切地接見了他們，要求他們“立志邊疆、建設邊疆、扎根邊疆”。主席的殷切希望給了這些熱血青年以鼓舞和鞭策，他們個個激情滿懷，積極要求到最艱苦、最需要的地方去磨練，把自己學到的知識奉獻給邊區(qū)人民。

    爸爸和另外三名同學被分到通遼一中當教師。剛到通遼時，由于氣候、飲食等不習慣，嘴唇干裂，耳朵凍傷、吃不下飯，常患感冒。生活上的艱苦增加了他們的思鄉(xiāng)之情，每到周末，4個同學會你提一包豬頭肉、他拎一瓶酒、我買一大包花生米，湊在一起打發(fā)時光。盡管生活上遇到了很多困難，但他們的工作熱情不減。爸爸教中學語文，他語文課講得比較活，深受學生們的喜愛。他也是個文體活動的愛好者，打一手好籃球，是籃球場上小有名氣的前鋒。在通遼一中沒多久就贏得了老師和同學們的喜愛。

    在一次教育工作交流會上，時任開魯一中的校長看上了他，非調爸爸到開魯一中去任教。面對該校長的懇切邀請，爸爸二話沒說就答應了。因為他就是要到最艱苦、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用自己所學的知識為改變邊區(qū)的面貌做一點貢獻。來到開魯一中，他是該校當時唯一的一位大學畢業(yè)生，校領導對他非常重視，讓他繼續(xù)教語文，并讓他把體育課、音樂課也開起來。爸爸在教好語文課的同時，把學生從沒見過的鞍馬、單雙杠、平衡木等引進了體育課堂，教學生們掌握各種器材的使用要領，達到強身健體的目的。音樂課上他用風琴伴奏教同學唱歌、學習樂譜。他教過的那幾屆學生幾乎都會簡譜，后來他們都說遇上付老師很幸運。

    爸爸是個比較活躍的人，當縣各系統(tǒng)時興跳交際舞時，他不僅是組織者也是實戰(zhàn)者。他會吹黑管也會拉手風琴，既是舞會的樂隊伴奏又是舞池中的舞皇。他那種灑脫的工作作風和浪漫的生活方式，在贏得一些同志的贊許的同時，也招來了個別人的指責。特別是校領導調換后，又趕上1958年反右斗爭，爸爸只因和同志們開玩笑似的一句話：“現(xiàn)在的糧食太貴了，雞便宜。買糧食不如買雞吃。”就這么一句話爸爸被扣上了“反對國家糧食統(tǒng)購統(tǒng)銷”的反革命帽子，另一條罪狀是“追求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走白專道路?！睅缀跻灰怪g爸爸失去了自由，進行隔離審查、交待問題。他不知錯在哪？后因爸爸“認罪態(tài)度不好”而被投進監(jiān)獄。當時爸爸只有31歲，我5歲，妹妹2歲。

    在監(jiān)獄里爸爸滿腔的委屈無處訴，不明白自己怎么竟成了“反革命右派”，無處宣泄的怨情促使他在監(jiān)獄里經(jīng)常打架。一次竟把獄友的肋骨打斷了三根，他被重重地加了刑，迫于政治壓力和親人們的勸導，爸爸后來總算沒再出事?！拔母铩敝?，哲里木盟領導石光華和云曙碧等都被打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由于爸爸曾得到過他們的幫助，故稱爸爸是“他們的走狗”。說爸爸是“云曙碧手下的得力干將”，爸爸對這些無端指責只能承認。就這樣在獄中度過了10個年頭。1969年爸爸刑滿釋放，帶著“右派分子”的帽子被下放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改造。當時媽媽為了生計已和爸爸離婚。爸爸把60多歲、37歲就守寡的老母親接到身邊。向媽媽要對我和妹妹的撫養(yǎng)權，媽媽只同意把我給爸爸，妹妹由她撫養(yǎng)。就這樣我和奶奶爸爸組成了一個祖孫三代的三口之家。

    回到爸爸身邊時我已是輟學2年多，并在生產隊勞動的大半個勞動力了，爸爸不能看著自己的女兒沒文化，要飯吃也要供我上學。于是剛上小學三年就輟學的我跟班進入六年級（當時的初中一年）。自此，白天爸爸在生產隊里勞動，我上學，晚上父女倆坐在煤油燈下，爸爸給我補習功課，經(jīng)過一年的努力，我的學習成績在班上就能達到前幾名了，從那以后爸爸就再沒管過我的學習。

    爸爸從小生活在南方，一直沒有摸過鋤頭。下放到農村第一大難題就是學鏟地，農民朋友手把手地教他，他就是不得要領。用盡全身力氣把鋤頭伸出老遠能把地刨個坑，往回拉鋤時不會運鋤又帶回一堆土，不知為什么，他怎么也學不會農民鋤地時那種輕松自如、流暢的技能。他那拉弓射箭的樣子光看都覺得他累，每天鏟地他總是被大家甩得老遠。一次暑假勞動，看到爸爸那骨瘦如柴、彎腰駝背的身軀在大家后面艱難地揮著鋤頭，我心都碎了。回到家一句話也不想說，一個勁地掉眼淚。爸爸知道我的心事，走到我身邊，把我攬在懷里，深情地說：“孩子，不要太難過了，鏟地落后算什么？以后慢慢會好的?！焙髞砩a隊照顧他讓他放牛，爸爸自此也就成了牛倌。

    農村的條件非常艱苦也很枯燥，為排解憂愁、苦悶的心情，爸爸學會了拉京胡，幾大樣板戲的唱段他都能自拉自唱，也教會了我不少唱腔。冬閑周末時，他會一聲不吭地坐在屋子里拉京胡，高興時會自拉自唱，也會再三動員我來幾段。抑揚頓挫的戲曲聲會招來周圍鄰居坐家觀賞，這時爸爸最高興、也最甜蜜。我從那些京劇唱段中也吸取了不少營養(yǎng)，尤其是李鐵梅的“爹爹挑擔有千斤重，鐵梅我應該要挑上這八百斤”，這一唱詞一直激勵著我向前！

    轉眼我高中畢業(yè)回鄉(xiāng)參加勞動，每到年底生產隊會搞階級斗爭批判會，“右派”爸爸免不了是批斗對象。我是生產隊少有的高中畢業(yè)生，又是共青團員，一開斗爭會就讓我寫發(fā)言稿，而且是爸爸在臺前低頭認罪，我在臺上念批判他的文章。為此我很無奈、也很苦惱。爸爸跟我說：“孩子，這好比舞臺上唱戲，有的人在臺上唱黑臉，有的人在臺上唱白臉。你發(fā)言批判我實際是應合形勢，怎么批我不也是你爸爸嗎？不要太認真了，你就把這當作是唱戲。”爸爸的一席話讓我改變不少，后來也只好順其自然。

    1976年，打倒“四人幫”后，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迎來了盼望已久的春天。77年恢復高考，我考進了長春地質學校。78年爸爸在幾次找縣政府要求平反無果的情況下，只身一人來到內蒙古自治區(qū)首府找原哲里木盟委副書記云曙碧同志，幾經(jīng)周折方得招見，當爸爸站在云書記面前，伸出粗糙、長滿老繭的手，向她講述自己的一些遭遇時，云書記流下了熱淚，隨即告訴爸爸“先回開魯?shù)戎?，問題很快會得到解決”。爸爸告別了親人般的老領導，回開魯?shù)认?，不久爸爸的政策得到了落實?/SPAN>

    爸爸被就地安排在開魯縣大榆樹中學當教師。重獲新生的爸爸，又能登上他魂牽夢繞的三尺講臺。49歲的他不管白天黑夜，抱著收音機，拿著英語詞典又學起了英語，不管什么時間他一講不拉地反復學習，他現(xiàn)學現(xiàn)賣，成了大榆樹中學的第一位英語教師，此項工作一直干到他退休。

    1998年，享年69歲的爸爸離開了我們。他曾說他最大的遺憾是：“沒能把他寫給云書記的一副毛筆字裝裱好送給她”。最大的欣慰是：實現(xiàn)了烏蘭夫主席的希望“扎根邊疆”。

    爸爸的在天之靈，看到內蒙古今天的輝煌變化一定會含笑九泉！

（作者：陜西省地礦局九○八水文地質工程地質大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