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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記編寫的六個問題
來源：中國龍志網(wǎng)
一、地方志設置大事記的歷史
大事記歷史上多稱“紀”、“紀年”，屬于編年體。春秋末期，孔予以魯國史事為中心編《春秋》，按年、月、日先后排序，記述上起魯隱公元年（前722年），下至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2年史實，初步創(chuàng)立了中國編年體史書的雛形，成為我國載籍中最早出現(xiàn)的一種體裁?？梢哉f，用編年體寫成的歷史，是從孔子開始的。以后，一些編年體的史書雖有改進，但是記事比較簡單，且多是斷代編年史。
北宋大學者司馬光（1019-1086）嘔心瀝血，歷時19年，于元豐七年（1084年）撰成《資治通鑒》，成書至今已有926年。全書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起，下迄五代最后一朝，即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年），下接北宋，貫通1362年的歷史，逐年編寫，一年不漏，蘊含15個朝代的興衰榮辱，總計294卷。該書是對中國編年體史書長期發(fā)展的總結性成果，堪稱包含年代最長的具有重要資治價值的編年體通史，對后代至今編史修志產生深遠的影響。同創(chuàng)建紀傳體通史的司馬遷一起，并稱“兩司馬”。毛澤東十分喜愛此書，一生曾圈閱17遍。（陳東林、郭金榮：《毛澤東讀<資治通鑒>》，《人民日報》，1991年11月23日）
地方志中正式設置大事記，始于南宋嘉定七年（1214年）高似孫編纂的《剡錄》，分10卷，卷一首列“縣紀年”，以時為經，以事為緯，記述全縣沿革、建置和歷史上大事，為后世所效仿，被當今方志界公認為在地方志中正式設置大事記之始。清代章學誠主張把方志列為八門（門類），編年（大事記）列為志書之首。他寫道：“首曰編年，存史法也。志者，史所取裁。史以紀事，非編年弗為綱也。”（《為畢秋帆制府撰石首縣志序》，載《章實齋方志論文集》，清河張樹棻纂輯，瑞安仿古印書局）
辛亥革命后，1917年北京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國修志，規(guī)定通志、縣志要有大事記。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頒發(fā)的《修志事例概要》分列22門，規(guī)定：“各省志書……須特列大事記一門?！保ㄚw庚奇編：《修志文獻選輯》，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版）以后行政院又于1944年、1946年先后兩次頒發(fā)《地方志書纂修辦法》，都繼續(xù)規(guī)定：“各省、市、縣志應特列大事記一門”。因此，民國時期所編地方志比較普遍設置了大事記。當時一些名志，如黃炎培在1935年纂修的上海《川沙縣志》、黎錦熙主纂的陜西《洛川縣志》都設有《大事年表》。（趙庚奇編：《修志文獻選輯》，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版）
20世紀80年代初，全國普遍開展了新編地方志工作。對于地方志中要不要設置大事記，方志界曾出現(xiàn)不同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大事記屬于史體，地方志可以不設；另一種意見主張，地方志設大事記由來已久，應當設置，使其成為“一志之經”。中國地方史志協(xié)會（今中國地方志協(xié)會前身）經過研究，確定在新編地方志中設置大事記。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于1985年發(fā)布的《新編地方志工作暫行規(guī)定》和1998年發(fā)布的《關于地方志編纂工作的規(guī)定》，都要求在地方志中設大事記。因此，在全國首輪修志中，?。ㄗ灾螀^(qū)、直轄市）、市（地）、縣三級志書普遍設置大事記。
在首輪修志基本結束、第二輪修志啟動后，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于2008年9月16日印發(fā)的《地方志書質量規(guī)定》再一次明確規(guī)定，地方志中要設置大事記?！侗本┲尽泛透鲄^(qū)（縣）志在第一輪修志中都設置了大事記，作為志書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二輪修志啟動后，本市總結了首屆修志的經驗教訓，并吸取廣大修志同仁的意見，在堅持原有傳統(tǒng)的基礎上，規(guī)定《北京志》各分志可增設大事記，對原有體例又有所發(fā)展。
二、地方志中設置大事記的必要性
（一）具有其他體裁難以替代的長處
長期實踐表明，編年體大事記這種體裁具有存史容量大、客觀性強、形勢穩(wěn)定、便于查檢等長處，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正因為如此，這種體裁創(chuàng)立后在中國史學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直到今天仍被編史修志廣泛采用。地方志設置大事記，同獨立成書的歷史大事記不同，成為志書七種體裁（述、記、志、傳、圖、表、錄）的重要組成部分，發(fā)揮其他體裁不可替代的獨特作用，同時與另外六種體裁相互聯(lián)系，融為一體，使地方志的體裁更加完善。
（二）彌補志書橫排結構的不足
地方志資料性的本質屬性，決定它采取的體例結構是以類系事，類為一志，先橫分門類，然后在類下豎（縱）寫史實。每一個門類要逐層橫分，一般分到第三或第四個層次，反映在志書門類上，就是篇、章、節(jié)、目。但是，他們各自獨立，各自為界。這種體例結構的優(yōu)點能最大限度地容納統(tǒng)合古今（始末）、橫及百科的自然與社會的歷史與現(xiàn)狀的系統(tǒng)、全面資料，這是地方志書的最大優(yōu)勢，也是其他著述難以比擬、無法替代的。
這個優(yōu)勢同時也伴隨著它先天的缺陷，就是“偏于橫剖，而缺于縱貫，則因果之效不彰”（黃炎培），難以反映出各個門類之間的相互的影響和關系。有了大事記，可以橫連各類，縱貫始末，使志書渾然一體，彌補橫分門類之不足。
（三）發(fā)揮志書“提要”的作用
全國首輪修志，?。ㄗ灾螀^(qū)、直轄市）、市（地）、縣三級綜合性志書，一般卷帙浩繁，少則上百萬字，省級綜合志書一般上千萬字、數(shù)千萬字（《北京志》總字數(shù)約7000萬字）。一般讀者不一定需要從頭到尾仔細閱讀。大事記內容，雖然在志書正文中有詳細記述，但是分散在各個篇、章、節(jié)、目中，大事記將其中大事、要事提綱挈領地集中在發(fā)生的同一時間里，并貫穿于志書斷限的整個過程，起到全志“提要”、“大綱”的作用。編排于卷前（在“概述”之后），可幫助讀者未讀全志就可對一地一專業(yè)的歷史與現(xiàn)狀有個大致的了解，更好地發(fā)揮志書的作用。
三、大事記的編纂體例——編年體，適當結合紀事本末體
編年體以時（年、月、日）為經，以事實為緯，優(yōu)點是容易看出同時期各事件的聯(lián)系，先后時間順序脈絡清楚，歷史連貫性強。對于編年體的長處，唐代史學批評家劉知幾在其劃時代史學著作《史通》中評論道：“夫《春秋》（指編年體）者，系日、月而為次，列歲時以相續(xù)。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于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以為長也?！本褪钦f，編年體敘述事件發(fā)生的次序分明，同一時期的事件可以同時看到，便于綜合考察當時社會各方面情況，所以說有“理盡一言，語無重出”之效。缺點是，由于按照時序排列記述，致使有連續(xù)性的同一類事件前后割裂，首尾不能聯(lián)貫，不能在一處集中地看到事件的前因后果、事件的全過程及整體面貌。對此，早在835年前，南宋楊萬里就指出：“予每讀《通鑒》之書，見事之肇于斯，則惜其事之不竟于斯。蓋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繹其終，攬其終莫志其初，如山之峨，如海之茫，蓋編年系日，其體然也。”（宋?楊萬里：《通鑒記事本末敘》，載宋·袁樞：《通鑒紀事本末》，第1-2頁，中華書局，1964年10月版）紀事本末體始于南宋袁樞（1131-1205）的《通鑒紀事本末》。該書內容全部依據(jù)司馬光《資治通鑒》，只是把司馬光以紀年為綱改為以紀事（件）為綱，把《資治通鑒》主要內容歸納為239個重要史事，分列題目，始于《三家分晉》，終于《世宗征淮南》，不僅每個事件始末明晰，而且全書首尾貫通，總括1362年的“治亂興衰之跡”，是一部紀事本末體通史。紀事本末體作為一種獨立的史書編纂體裁，是從此書開始的，成為繼司馬遷的紀傳體通史、司馬光的編年體通史之后的又一種獨立體裁，在中國史學上同樣占有重要地位。
紀事本末體是以歷史事件為綱的史書編纂體裁，它是將重要事件分列題目，獨立成編，首尾俱備，然后在編下再按年月日時序編寫。優(yōu)點是事件始末情況連貫、集中、完整、首尾俱備，始末清楚。缺點是時間脈絡不夠清楚，同一時期各個事件的聯(lián)系難以照顧。
從《北京志》和區(qū)（縣）志的實際情況出發(fā)，采用編年體為主，適當結合紀事本末的體裁。這樣可取兩種體裁之長，避其所短，使時有順序，事有本末，相互補充，交相輝映。
在編纂大事記時，總的按照事件發(fā)生的絕對時間，逐年逐月逐日順序記述。對于有連續(xù)性、但前后間隔時間較短的重大事件，可采取適當集中記述始末的方法。
對于有連續(xù)性、間隔時間較長、非短期所能完結的事件，不宜都在一處集中記述，可依實際情況，分若干階段（發(fā)端、發(fā)展、轉折、結束等具有標志性的階段），分段集中記述。
四、大事記的斷限與地域范圍
斷限：《北京志》和各區(qū)（縣）志大事記的斷限要同各相應志書的斷限一致。續(xù)修志書的上限一般要與第一輪所修志書的下限時間銜接。新修志書從事業(yè)發(fā)端、建置之始寫起。不論續(xù)修新修志書，下限時限都斷至2010年12月31日。除特殊情況外，一般不應隨意突破上限與下限時間。
范圍：嚴守地界，為古今修志通例。凡在志書下限時間內存在于現(xiàn)行行政區(qū)劃內的事物，不論隸屬關系、規(guī)模大小及所有制的不同，都應記述，不要越界，也不棄界。
《北京志》各分志要遵循專業(yè)貴專的原則，記述本專業(yè)內容。有些具有全程全網(wǎng)性質的行業(yè)（如鐵路、民航、公路、電信、郵政……）以及本地區(qū)在外地的企事業(yè)，要依其特定專業(yè)經營、管轄范圍的實際情況記述，不受行政區(qū)劃限制，但只點到為止，不作鋪陳。
五、大事記的選收標準與內容
（一）大事記的選收標準——大事，要事，新事，特事
選準大事，是編好大事記的關鍵。但是，何為大事？時代不同，理解不同，因而選取的標準、角度也不同。但是，前人提出的一些觀點見解，對我們當今編纂地方志大事記，還是有參考價值的。如司馬光在編纂《資治通鑒》時，選取大事記的標準及主旨是：“專取關國家盛衰，系民生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資治通鑒選》，王仲犖等選注，第397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以達到“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捨非，足以懋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以上說明，司馬光把國家的盛衰、政治的得失、統(tǒng)治人物的政策和行為的善惡、民生的憂傷與歡樂等政治大事，作為選取大事之標準。
徐無黨注歐陽修的《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記》），在《梁太祖本紀》下，闡述他選取大事記的標準，有五書，即：“大事則書，變古則書，非常則書，意有所示則書，后有所因則書。非此五者，則否?！保ㄋ?SPAN lang=EN-US>?歐陽修撰，徐無黨注《新五代史》第13頁，中華書局，1986年版）前三書指重大事件；后二書指具有顯示某種特殊意義的和被后人所沿襲效法的事件要求，具有重大事件代替不了的作用。
無論是綜合性還是專業(yè)性的志書，對大事記的標準都難于做出一個統(tǒng)一的絕對的規(guī)定。大事是相對的，是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和變化的。在此地是大事，在彼地就不一定是大事。同樣，對于大事記用以事系人的方式記述的人物，也難于有一個統(tǒng)一的絕對的規(guī)定。筆者認為，要掌握兩條：第一，要有格（杠杠）。沒有一個杠杠，容易濫收失控，造成厚此薄彼，引發(fā)爭議；第二，不拘一格。對于有些不夠杠杠但作出重要貢獻的人物，也應收錄。
根據(jù)《北京志》和各區(qū)（縣）志的情況，筆者粗略地歸納6條大事記原則標準和注意的問題，作為參考：
1.涉及地域范圍廣、影響巨大、意義深遠；
2.具有首創(chuàng)性、變革性、非常性、借鑒性；
3.選材角度：從地區(qū)整體高度著眼，選取事關全局的事件，避免寫成部門大事記；只收外視信息，不收內視信息；
4.點面結合：既要突出重點，忌事無大小，逢事必記，使一般的事沖淡、淹沒了大事；又要取材廣泛，覆蓋全面，不缺要項；
5.通典不錄：中共中央或國務院專為本地區(qū)、本項事業(yè)（行業(yè)）頒發(fā)的具有指導意義的文獻應記；全國統(tǒng)一頒行的法律、法規(guī)、規(guī)章和方針、政策，一般不記，只記本地、本專業(yè)執(zhí)行結果或優(yōu)于、先于、多于其他地區(qū)或專業(yè)的內容；
6.常事不記：一般性、例行性、事務性的不記。著名史學家呂思勉在其《史學四種》中寫道：“常事不書，為史家之公例。蓋常事而亦書之，則有書不勝書者矣?！?SPAN lang=EN-US>
（二）大事記選收的具體內容
下面粗略列舉30項作為參考：
1.重大的自然災害；
2.行政區(qū)劃建置的重大調整；
3.重大政治歷史事件；
4.中共中央、國務院專門對本地區(qū)、本專業(yè)作出的批示、指示、決定及實施；
5.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參加的重大活動（以新華通迅社、人民日報或其網(wǎng)站等權威媒體公開報道者為準，未公開者不記）；
6.本地區(qū)黨、政、軍領導人職務等方面的變動（任、免、辭、撤及逝世）；
7.重大工程項目的興建；
8.政治經濟社會發(fā)展方面的重大體制改革；
9.重要行政管理機構的組建與裁撤；
10.重要的地方法規(guī)、規(guī)章和政策、決定的頒布與實施；
11.國家在本地區(qū)舉辦的重大盛典；
12.本地區(qū)召開的重要會議；
13.重要的外事活動；
14.本地區(qū)主辦的地區(qū)性（省、自治區(qū)、直轄市之間，北京同港、澳、臺兩岸四地之間）重要會議；
15.本地區(qū)主辦的國際性重要會議；
16.本地區(qū)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新事物，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成果；
17.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新技術成果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與應用；
18.獲得國家授予的獎項；
19.作出突出貢獻的團隊領軍人物（總指揮，首席科學家，總規(guī)劃、總設計、總工程師……）以及英雄模范、先進工作者中具有標志性的代表人物，只限于記其與該項事件有關的最主要事跡；
20.重要文物古跡的發(fā)掘、保護與破壞；
21.參與重大盛典的志愿者隊伍及主要活動；
22.對本地區(qū)黨政領導機關具有“資治”價值的重大事件活動；
23.具有重要存史價值的事件（事物）；
24.對當代后世具有重要效法、教化價值的事件（事物）；
25.對當代后世具有鑒戒價值的重大事件（案件）（如受到審判機關終審判決的具有代表性的貪腐案件及主要代表人物）；
26.造成重大傷亡的安全事故；
27.應邀來本地區(qū)參訪的港、澳特別行政區(qū)行政長官，臺灣地區(qū)主要政黨的領導人；
28.應邀來本地區(qū)參訪的外國元首、政府首腦等；
29.重大的涉外事件；
30.具體轉折性、標志性年度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的綜合統(tǒng)計數(shù)據(jù)（不要逐年記述）。
六、大事記的記述原則與方法
1.地方志必須存真求實、客觀記述。真實性、準確性是志書的生命，志書不真實、不準確，不僅毫無用處，而且誤導當代，貽害后世。既要選取最主要、最典型的反映主流、整體的事物，著重反映；也不回避事物發(fā)展中的曲折、工作中的問題。
2.堅持述而不論。用事實，用數(shù)據(jù)，開門見山，直陳其事，在資料的敘述過程中體現(xiàn)觀點，不要出頭露面專門議論，擺脫宣傳色彩。志書記人記事，記這些人，不記那些人；記這件事，不記那件事；這樣記，不那樣記，實際上都體現(xiàn)、隱含了編纂者的觀點、傾向。有時候，把事實（包括數(shù)字）講清楚了，讀者就會自然而然地得出應有的結論。有些事件，不稍加評論，不能說明問題實質和真相，可能產生歧義，甚至是非不明。可用關鍵詞作畫龍點睛之筆，一語道破，一針見血，擊中要害，但是要點到為止，忌著墨過多。
3.行文要樸實、嚴謹、簡明、通暢，言簡意賅，杜絕大話、空話、套話，忌冗雜繁細。
4.記述時應用規(guī)范的現(xiàn)代語體文，記述體，不描寫，不抒情，避免個人感情色彩。
5.大事記系人，要嚴格控制，不能事事系人；可以是一個人，也可以是一個團隊（只記領軍人物，不記所有成員）；可以是健在者，也可以是已故者；可以是中國籍（含港、澳、臺、僑同胞），也可以是外籍人士。
6.人物首次出現(xiàn)，寫清職務、身份，再次出現(xiàn)時直書其名，不加“同志”、“先生”等稱謂。涉及港、澳、臺、僑及外籍人士另議。
7.精心選好典型，用典型說話。典型同面上情況結合，可相互補充，交相輝映，達到見微知著、反映一般的效果。
8.大事記為條目體，按年月日順序記述。就是首先標明年份，年之下記月份，月份之下記日期，日期之下寫史實。有月份而具體日期不明者，記于月之下，稱“是月”；月份不明者，記于年之下，稱“是年”。
9.大事記一條只記一件事，不記多事。同一天發(fā)生兩件或多件大事，一般依事件重要程度分兩條或多條記述，不要多條事件的綜合情況。依次第一條開頭寫清日期，接著記事；第二件大事另起一行，開頭加三角形“Δ”，表示與第一條同一天，接著記事，余類推。
10.采取集中記述或分階段集中記述始末的事條，一般放在事件開始之日寫起，中間記發(fā)展演變與轉折，最后記結果。
11.大事記記述一般要具備時間、地點、人物（機構）、過程、結果等“五要素”。實際上并不是每一件事都同時具備這五要素，要從實際出發(fā)。只記某年某月某日發(fā)生的事，年月日三者都不清楚的不記。
12.只記可靠的準確的事。道聽途說、未經核實的事不記。
13.機構、會議、文件首次出現(xiàn)時用全稱（在括弧內注明規(guī)范簡稱），再記時用簡稱。法律、法規(guī)、規(guī)章注明公布和實施時間，便于讀者查閱。
14.大事記不收錄表（統(tǒng)計表、一覽表）、圖、像資料。
15.大事記初稿對重要事件注明資料出處，便于審稿時考核。定稿、出版時，將主要參考文獻目錄列于書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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