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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以下簡稱“呼市”）郊區(qū)的“四清”（先為清2分、清賬目、清倉庫、清物資，后改為清政治、清經(jīng)濟、清組織、清思想）運動，始于1963年，到1966年下半年基本告一段落。　　

1963年初，呼市郊區(qū)黨委首先在郊區(qū)毫沁營人民公社開始了以社會主義教育為主要內容的“四清”運動試點工作。當時中共中央尚未下達關于“四清”工作的正式文件，只是作為社會主義教育的一種形式，開展“四清”的先行試點，所以“四清”運動又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毫沁營人民公社的“四清”試點工作，是從開展“四史”教育入手的?！八氖贰苯逃沁M行以革命史、社史、村史、家史為主要內容的教育，是以牢記階級仇，不忘血淚苦的形式，進行憶苦思甜，弘揚革命斗爭精神，振奮革命斗志。　　

毫沁營人民公社的“四清”試點工作進行了不到半年時間，先后產(chǎn)生了一批村史、家史的憶述資料，但由于“試點”中斷，并未形成正式文集或出版物。　　

1963年5月和9月，中共中央對“四清”工作已有指示，呼市郊區(qū)于1964年在巧報、八拜、攸攸板、五里營農場開始了“四清”運動，這4個社場的“四清”工作共進行了8個月時間，故而史稱“前八個月‘四清’”。　　

前八個月“四清”也稱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主要理論政策依據(jù)是《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決定》和《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規(guī)定》，簡稱《決定》和《規(guī)定》，也稱“雙十條”——“前十條”為《決定》；“后十條”為《規(guī)定》。這一段“四清”，是針對農村社隊基層干部的經(jīng)濟“四不清”問題，開展運動，即解決這些干部的工分、賬目、倉庫、物資不清問題，也就是清工分、清賬目、清倉庫、清物資。　　

按照上述“四清”的內容，“四清”工作隊開進農村社隊后，采取“扎根串連”，“訪貧問苦”和“三同”（與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等方法，深入到社員群眾中，一邊理清階級界限，依靠貧下中農，團結中農，打擊地主富農；一邊通過“扎根串連”和“三同”等辦法了解生產(chǎn)大隊、生產(chǎn)隊等農村基層干部的“四不清”問題。在“四清”工作隊掌握了一些干部“四不清”問題的基礎上，便開始組織召開社員會議，讓生產(chǎn)大隊和生產(chǎn)隊干部在社員大會上進行“洗澡下樓”——交待自己的“四不清”問題。交待的“四不清”問題包括多吃多占、白吃白拿、多為自己記工分、貪污盜竊、私分瞞產(chǎn)等等經(jīng)濟問題；也有的交代階級立場不穩(wěn)、階級界限不清、打罵社員群眾、生活和工作作風等等問題。　　

1964年7—8月，因上級對“四清”工作有新的布署，“前八個月‘四清’”宣布暫停進行。　　

1964年8月，按照中共中央及華北局對“四清”（主要是農村“四清”）工作新的布署，加大了“四清”工作的力度。這次從各單位抽調的參加“四清”工作隊的干部比“前八個月‘四清’”抽調的干部要多得多，抽調參加呼市郊區(qū)“四清”工作的干部隊伍稱為“‘四清’工作隊員”，其中有大量的帶槍荷彈軍人、警察、法院、檢察院干警；也有各級黨政機關從事黨務、政務、業(yè)務和技術工作的領導、環(huán)節(jié)干部及一般干部；還有各級工會、共青團、婦聯(lián)、貧下中農協(xié)會、工商聯(lián)以及廠礦企業(yè)的干部；也有接受下基層鍛煉的大學畢業(yè)生；為了彌補“四清”工作隊干部的不足，同時為了通過“四清”運動培養(yǎng)無產(chǎn)階級革命接班人，中共呼和浩特市委與郊區(qū)黨委決定，從郊區(qū)農村選拔一批初、高中畢業(yè)后回鄉(xiāng)務農的優(yōu)秀知識青年，從市區(qū)選拔一批應屆高中畢業(yè)生，經(jīng)過較為嚴格的政審、身體檢查和考試考核，作為農村“四清”工作“借干”人員，編入各“四清”工作隊（組），參加農村“四清”工作。首批“借干”人員開始約有近200人，經(jīng)過政審、身體檢查和考試考核被淘汰者，約有三分之一。　　

1964年8月，在呼市“四清”工作總團的領導下，一邊從各單位抽調參加“四清”工作團、隊工作的干部，一邊在郊區(qū)黨校對“四清”借干人員進行了學習培訓。8月下旬，把所抽調的參加“四清”工作隊的干部也集中在一起，進行培訓和動員。　　

呼市當時所轄農村只限郊區(qū)，再無其它旗縣區(qū)。所謂呼市農村“四清”工作總團，實際上也就是管郊區(qū)農村這一塊。郊區(qū)在公社化后，下轄桃花、太平莊、西菜園、巧報、八拜、黃合少、五十家、榆林、羅家營、毫沁營、保合少、小井、攸攸板、臺閣牧等14個人民公社和大黑河牛奶場、五里營農場等2個場，1964年7月28日，臺閣牧公社劃歸烏蘭察布盟土默特左旗，到1964年底郊區(qū)下轄13個公社和2個國營農牧場。　　

1964年9月下旬到10月初開展的郊區(qū)農村“四清”，被正式確定為“第一批‘四清’”。第一批“四清”開展的社場，原擬在4個社場開展?！八那濉惫ぷ麝犝獪蕚溥M入4個社場時，突然接到內蒙古自治區(qū)黨委和呼市委的通知，聽取內蒙古自治區(qū)黨委關于“四清”工作的有線電話會議。電話會議由內蒙古自治區(qū)黨委書記處主持召開，內蒙古自治區(qū)黨委書記處書記高錦明在會上做了重要講話。高錦明講話的主要內容是，當前農村的階級斗爭復雜而激烈，在呼市郊區(qū)黃合少公社，發(fā)生了公社黨委副書記張連喜伙同公社干部崔秀元（蘭蘭）和殷輅吊打貧下中農孫紅紅的重大政治事件。怎樣對待這一事件呢？高錦明在會上提出，呼市農村“四清”工作總團要變更原擬在4個社場開展第一批“四清”的計劃，采取集中優(yōu)勢兵力打殲滅戰(zhàn)的緊急措施，把所抽調的“四清”工作隊員集中到黃合少公社，先把這個公社的“四清”工作抓好。會后，呼市“四清”工作總團還考慮到桃花公社存在著比較突出的民族矛盾，所以重新安排了第一批“四清”工作，決定把兵力集中在黃合少和桃花兩個公社，開展第一批農村社隊的“四清”工作。在工作隊下社隊前的這一段，為了把“四清”工作同貫徹執(zhí)行黨的民族政策有機地結合起來，工作隊員還聽取了自治區(qū)黨委和市委兩級黨委書記關于自治區(qū)“三不兩利”和“承認歷史，照顧現(xiàn)實，解決問題，達到團結”等民族政策理論的專題報告。　　

9月下旬，組成了黃合少和桃花兩個“四清”工作分團，在呼市農村“四清”工作總團的直接領導下開展“四清”工作。工作分團下轄（進駐生產(chǎn)大隊）工作隊和（進駐生產(chǎn)隊即小隊）工作組，大一些的工作隊有“四清”工作隊員40—50人，小一些的工作隊有“四清”工作隊員20—30人；工作組有“四清”工作隊員3—6人。工作隊任有指導員1名，副指導員1—3名，秘書1—2名；工作組任有工作組長1名，副組長1—2名。公社機關也進駐了工作隊，稱“直屬隊”；公社所屬的學區(qū)、供銷社、農具廠等企事業(yè)單位，也進駐了工作隊。“四清”工作隊一進社隊和機關企事業(yè)單位，立即召開社員和職工大會，由工作隊指導員和隊長作動員報告，在說明來意后，宣布“一切權力歸工作隊”，向社隊干部提出“約法三章”之類的要求，并動員社員群眾，特別是貧下中農，要積極主動地參加“四清”運動，向“四不清”斗爭。　　

第一批農村“四清”工作正式在黃合少、桃花兩個公社開展后，“四清”工作隊的基本工作方法仍然是通過與貧下中農“三同”和“扎根串連、訪貧問苦”了解和掌握情況。特別是“三同”，是每個工作隊員必須執(zhí)行的。為了更多更準地掌握事實，工作團組織工作隊員特意聽取了王光美在河北省撫寧縣桃園大隊“四清”蹲點的報告，（即“桃園經(jīng)驗”）?！疤覉@經(jīng)驗”中重要的一條經(jīng)驗是訪貧問苦，扎根串連。所以，工作隊與貧下中農的“三同”，既是工作隊員必須遵守的紀律，又是“四清”工作最重要的方法。工作隊員與貧下中農的“三同”是住要住在最貧寒的貧下中農家，如孤寡老人、“五?！睉艏遥怀砸耘娠?，在貧下中農家輪流派飯；還要求工作隊員參加一定時間的生產(chǎn)隊集體勞動。剛進村時，紀律異常嚴格，如不準吃魚、肉、蛋，又延伸到不準吃油炸糕、不準吃餃子、不準吃帶肉的燴菜等等。郊區(qū)有一名黨委副書記作為麻什工作隊的工作隊長，與麻什村被派飯的貧下中農戶很熟悉，在正月里與貧下中農“三同”中，與這戶社員一同吃了一頓羊肉餡餃子，被工作分團知道后，在全分團受到通報批評。其他工作隊員看到這種情況暗暗叫苦。有的工作隊員由于吃派飯吃不飽，眼看著供銷社賣餅干，都不敢買餅干充饑，弄得工作隊員思想很緊張。　　

“四清”工作隊進駐農村社隊約一個多月后，通過“三同”和“扎根串連、訪貧問苦”，得到了一些關于社隊和企事業(yè)單位負責干部“四不清”問題的線索。這時，在呼市農村社教“四清”總團統(tǒng)一組織領導下，在內蒙古自治區(qū)黨校召開了一次四級干部（郊區(qū)、公社、生產(chǎn)大隊、生產(chǎn)隊）會議，各工作隊指導員和隊長參加會議。“四干會”的主要工作任務，是讓這四級干部集中在會上交代自己的“四不清”問題。這對于參加“四干會”的所謂“四不清”干部造成了極大地心理壓力。加之工作隊對參會的社隊干部“火力”很足，在一定程度上有“逼、供、信”的現(xiàn)象，使得這些社隊干部心神不寧：該交待的問題都交待了，但還要逼著再交待，總是揪住不放。在越逼越緊的情況下，就出現(xiàn)了自殺的問題。在不到一個月的“四干會”期間，在黃合少和桃花兩個公社的四級基層干部中，自殺者達30多人。當時，不管自殺者有無“四不清”問題，都一律被宣布為“畏罪自殺”，其家屬因此被加上了“反革命家屬”的莫須有罪名，沒有追責和伸冤的權利。　　

“四干會”無果而散。參加“四干會”的“四清”工作團隊領導回到社隊和企事業(yè)單位后，接到上級“戰(zhàn)地整訓”的通知，在本工作隊內部進行學習整訓。整訓中主要圍繞前一段“四清”工作，一邊學習政策文件和理論，一邊小結前一段“四清”工作。在涉及到對前一段“四清”工作評價時，工作隊員中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種看法是認為存在“左”的傾向，因此發(fā)生了死人的問題；另一種看法是認為存在“右”的問題，理由是還沒有搞出多少“四不清”成果，死了幾個人就畏首畏尾，不敢大膽工作。這樣爭論了幾天之后，各執(zhí)一詞，互不相讓。最后團隊領導在總結時說，前一段“四清”工作，既存在“左”的問題，也存在“右”的問題，然而“右”的問題似乎是主要方面。今后在工作中要實事求是，有“左”就糾“左”，有“右”就反“右”。這種原則不清的說法，不僅沒有解決工作隊員的思想認識問題，反而給多數(shù)工作隊員帶來了認識上的迷惘。　　

正值此時，1965年一月，中共中央下達了關于“四清”工作的新文件——《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大家統(tǒng)稱的《二十三條》，《二十三條》有幾個明顯的不同提法：1.把“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上升到階級斗爭和兩條路線斗爭的綱上來認識；2.把“四不清”的內涵由原來的經(jīng)濟領域擴展到新的更大的領域——政治不清、經(jīng)濟不清、組織不清、思想不清；3.非常明確地指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4.把干部分成四類，即好的、比較好的、問題多的、性質嚴重的?！抖龡l》下達后，雖然對社隊干部的打擊面比以前縮小了，但“逼、供、信”的現(xiàn)象仍然沒有完全杜絕，如在與“四不清”農村基層干部的斗爭中，在桌子上拍槍，以“坐班房”威脅，用“抗拒從嚴”等等手段恫嚇的情況亦非個別，所以仍有自殺而死的現(xiàn)象。有少數(shù)工作隊，階級斗爭的弦繃得很緊，幾乎到了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地步。好在之后上級反復強調對四個類型的干部要“區(qū)別情況，分別對待”，對好的和比較好的干部，經(jīng)過反復“洗澡”、“下樓”，在再無任何問題可查的情況下，陸續(xù)“解放”了一部分這兩類干部，讓他們去抓工作，抓生產(chǎn)，“四清”工作才有了新的轉機。　　

經(jīng)過近10個月的“四清”工作，在最后“落實定案”時，除像張連喜、崔秀元、殷輅這幾個上級點名的干部被移交司法部門刑事處理外，其他一些“四不清”干部，則被定為“多吃多占”、“白吃白拿”、“階級立場不穩(wěn)”或“革命意志衰退”等等，從原工作崗位上被撤換下來。　　

1964年7—8月，黃合少和桃花兩個公社的“四清”工作宣布結束。輪換和充實了一批工作隊員后，集中在呼市第一中學整訓了近一個月后，便進駐到開展第二批“四清”工作的社隊，開始了第二批“四清”工作。　　

呼市郊區(qū)第二批“四清”工作于1965年8月至1966年6月在太平莊、巧報、八拜3個公社和大黑河牛奶場進行。工作隊員中有半數(shù)是參加第一批“四清”的干部，另一半是從各單位新抽調的干部，接替上一批被抽調搞“四清”的干部。與此同時，又選拔了100多名新“新借干”人員編入第二批“四清”工作隊（組）。第二批“四清”與第一批“四清”的情況大同小異。大同，基本上都是按《二十三條》的精神進行的；小異，是第二批“四清”的斗爭矛頭更多的是指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地富反壞右”。經(jīng)過近10個月的工作，第二批“四清”除極少數(shù)被認為有政治、經(jīng)濟、組織、思想嚴重“四不清”的農村基層干部得到刑事或組織處理外，被撤換或免職的多屬多吃多占、白吃白拿、投機倒把、階級立場不穩(wěn)、貪污盜竊等問題。第二批“四清”結束時，為了調整充實社場的領導班子，從工作隊員中選拔了一批年輕干部，充實提拔到社場（一般任黨政副手、團委書記和婦聯(lián)主任）。　　

1966年7月，呼市郊區(qū)第二批“四清”工作結束時，“文化大革命”已經(jīng)開始。“四清”工作隊撤離后，原計劃還要開展第三批“四清”工作。但因“文化大革命”已經(jīng)進入“反工作組”階段，呼市農村四清工作團隊解散，工作隊員回到各自的工作單位。1967年，第二批“四清”工作團隊的部分負責人被群眾造反組織揪斗，呼市郊區(qū)農村的“四清”工作從此徹底宣告結束。 　　

（作者：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委政策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