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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續(xù)修《人物志》的人物形象

發(fā)布時間:2015-07-31 【字體:
  • 當前,續(xù)修志書的工作已經(jīng)開始。對于上一屆志書的編修,有必要總結(jié)經(jīng)驗教訓,繼往開來,以提高和保證志書的質(zhì)量。

    前一屆志書的“人物志”,普遍存在、比較突出的一大通病,是缺乏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一些作者刻板、機械地編排人物志材料,不是著眼于刻畫人物形象,而是抽象、概念化地“寫問題”。有的甚至寫人物履歷表加悼詞:先寫人物的生年、籍貫、歷任職務,再抽象地寫什么“忠心耿耿地忘我勞動”,“謙虛謹慎、勤儉樸素”,“密切聯(lián)系群眾,和藹可親,平易近人”,“嚴肅地堅持原則斗爭”,等等。這里沒有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沒有人物的個性,而是以千人一面、干巴巴抽象的套話,掩蓋了人物的真實面貌。這樣,“人物志”就難于發(fā)揮“記一方人物、激千秋之愛憎”,弘揚中華浩然正氣的功能作用。

    人們普遍認為:《人物志》應當編寫得像司馬遷的《史記》那樣,把人物寫得既真實而又栩栩如生,有人物個性,使真實性與藝術(shù)性完美結(jié)合。人物的顯現(xiàn)不是由作者說教,不是由作者講這個人怎樣,那個人怎樣;而是用情節(jié)的描繪把人物烘托出來,通過人物自身的行動,使人物活靈活現(xiàn),歷歷在目。

    司馬遷是我國古代卓越的史學家、文學家,用十六年時間完成了《史記》的著述。《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也是一部杰出的傳記文學著述。它的一百多篇傳記人物大都栩栩如生,性格鮮明,表現(xiàn)了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本質(zhì)特征,不僅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并開我國史傳文學之先河。魯迅稱贊《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為保證續(xù)修“人物志”的寫作質(zhì)量,筆者認為應重視以下幾個問題:

    一、著眼于人物形象的刻畫  

    寫好“人物志”的人物,并不要求“虛構(gòu)”、“合成人物”。《史記》既是文學著述,又是真實的歷史,沒有虛構(gòu)的情節(jié),也沒有“合成”人物。古代“文史不分”,《蒙古秘史》【1】同《史記》一樣,既是史書,又是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它刻畫的成吉思汗等眾多人物,無一虛構(gòu)之處。魯迅在談文學的典型時說:“作家的取人為模特兒,有兩法。一是專用一個人,言談舉動,不必說了,連細微的癖性,衣服的式樣,也不加改變?!请s取種種人,合成一個”【2】。由此可見,寫真人真事同樣可以刻畫人物的典型。

    有的同志長期一直寫工作匯報和總結(jié)材料,習慣于用抽象思維(邏輯思維)構(gòu)思,頭腦里想的是幾個條理化的“問題”和有關(guān)的政策規(guī)定。他們從抽象的概念出發(fā)寫人物,所列舉的材料是圍繞幾個“問題”構(gòu)成的,思想活動沒有伴隨著藝術(shù)形象,而是把人物寫成了概念化的、沒有靈魂的木偶。作者思考正確的政策并不是壞事,它可以幫助作者掌握客觀事物的本質(zhì);但是,政策條文不能替代藝術(shù)形象的描繪??坍嬋宋镫x不開藝術(shù)形象。描繪藝術(shù)形象不能僅僅使用抽象的概念,而必須形象地表現(xiàn)人物的心靈、人物的精神世界和人物的命運。編寫“人物志”,必須從生活和人物形象入手,而不能從抽象的概念入手。文學作品是通過個別的、特殊的表象,表達普遍意義的。個別表象具有特殊性,表露著各自的形象,給人以強烈的印象和刺激,而產(chǎn)生藝術(shù)感染力?!叭宋镏尽比绻哑?,充斥著眾多抽象的概念,缺乏感人的藝術(shù)形象,就不能深深地打動人和感染人。

    有人簡單化地認為:文學作品不過是個“宣傳工具”,只要把正確的政治內(nèi)容,用文藝技巧加以描寫,就會成為一部好作品。這種說法,否定了生活是文藝作品唯一源泉的創(chuàng)作規(guī)律,是一種有代表性的圖解政策的謬誤思路。“文革”前,一些文藝作品產(chǎn)生公式化、概念化傾向,就是源于這種想法和做法?!八娜藥汀惫拇档摹爸黝}先行”論,同這種錯誤觀念是一路貨色。把文藝作品僅僅當做某種政策的傳聲筒,就否定了文藝作品必須從生活出發(fā)的創(chuàng)作規(guī)律,從而阻礙、限制了文藝應當發(fā)揮的教育、鼓舞、激勵人的功能作用。

    “文革”前,內(nèi)蒙古有個緊跟政策、人稱“除四害、講衛(wèi)生”的作家,他寫作品很快,內(nèi)容多是寫中心工作、具體政策,針對時弊的,而忽略了文學作品的長遠生命力。一些政策是有時間性的,他作品中的政策過時了,作品也就失去時效了,沒有人看了。他作品中的人物是按照政策需要配制的“活動道具”,是沒有靈魂、沒有意志的傀儡和“死人”。人們普遍認為他是在粗制濫造。

    “人物志”的編寫,必須擺脫圖解政策的傾向,而是要刻畫人物的靈魂,通過作品提高人們的精神境界,豐富人們的內(nèi)心生活,震撼人的心靈,改造和提高人的思想境界。為此,斯大林稱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

    寫好人物的核心問題,是把人物性格寫得鮮明,寫行栩栩如生。只有這樣,作品才會感人,才能讓人讀下去。這種要求是符合現(xiàn)實生活真實的。在客觀世界里,沒有無性格的人,有的人雖然沒有“棱角”,不多說話,人們認為他沒有性格;而實際上這正是他的性格。“人物志”刻畫人物、表現(xiàn)人物的性格,就要寫人物的心靈,觸及人的不同道德觀念。道德觀念對人們的生活起引導、規(guī)范作用,決定人們的行為舉止,人們是依照自己的道德觀念生活著,支配自己行動的。

    “人物志”把人物寫活,作者必須熟悉人物,掌握大量的有關(guān)人物的生活細節(jié),做到:作者的頭腦里對人物形象是活生生的,性格鮮明的,人物有自己的意志,像個活人,就像作者的親朋好友一樣,同作者息息相關(guān)。否則,刻畫的人物就不會活靈活現(xiàn),不會感動人。為此,作者必須下功夫,多方面深入尋訪、挖掘資料。那種推說“事跡簡單、材料不足”,把人物寫得干巴巴、“悼詞”式的做法是不盡責任的。土左旗寫《高鳳英傳》,先后尋訪九十多名知情人,這種科學態(tài)度是值得提倡的。

    關(guān)于描繪人物的精神世界和心理活動,中國古典小說的手法是:一般不直接寫人的內(nèi)心活動,而是通過人的行動、人的音容笑貌,烘托人的思想感情和內(nèi)心活動。中國文學的傳統(tǒng)描寫手法稱“白描”,要求用最簡練的精神之筆,勾勒人物的精神面貌,樸素自然。人們認為,魯迅的小說是白描的典范作品。西方小說則赤裸裸地直接描寫人物的內(nèi)心活動。“人物志”的人物刻畫,可以把二者結(jié)合起來,中西并用。

    二、形象思維問題  

    “人物志”的一些人物未能栩栩如生的關(guān)鍵是,作者忽視和否定形象思維的功能,仍然以過去“寫材料”的做法,僅僅用抽象思維方式寫人物。

    “人物志”刻畫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描繪歷歷在目的景物,缺少不了形象思維;而如果僅僅用抽象思維則難以達到目的。刻畫人物形象,形象思維與抽象思維是互相交織、相輔相成的,離不開具體可感知的現(xiàn)象形態(tài),是以血肉豐滿的藝術(shù)形象觀察和表現(xiàn)生活的。形象思維與抽象思維是兩種不同的概念。毛主席在給陳毅的信中指出:“詩要用形象思維,不能如散文那樣直說,所以比、興兩法是不能不用的。……宋人多數(shù)不懂詩是要用形象思維的,一反唐人規(guī)律,所以味同嚼臘?!薄耙鹘裨?,則要用形象思維方法”【3】。毛主席明確指出,用形象思維寫作文藝作品,是一種不能違背的藝術(shù)規(guī)律。馬克思在致斐·拉薩爾的信中談《弗蘭茨·馮·濟金根》作品時指出:“你的最大缺點就是席勒式地把個人變成時代精神的單純的傳聲筒?!谛愿竦拿鑼懛矫婵床坏绞裁刺爻龅臇|西。”人物“被描寫得太抽象了”【4】。恩格斯也批評說:“非常抽象而又不夠現(xiàn)實”,沒有表現(xiàn)“五光十色的平民社會”,劇本沒有“生動起來”【5】。

    馬克思、恩格斯、毛主席都一致認為,寫文藝作品要用形象思維,否則就會“味同嚼臘”,“變成時代精神的單純的傳聲筒”,“寫得太抽象”,不能“生動起來”。

    毛主席的理論文章,在結(jié)尾常寫一些形象比喻的字句,如:“新中國航船的桅頂已經(jīng)冒出地平線了,我們應該拍掌歡迎它。舉起你的雙手吧,新中國是我們的?!薄?/SPAN>6】“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jīng)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薄?/SPAN>7】“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滌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污泥濁水……”【8】。這些語句氣勢磅礴,鼓舞人心,回味無窮。毛主席不是在講抽象的概念,而是描繪了爍爍閃光、歷歷在目的視覺形象。

    形象思維以形象進行思考,通過形象認識,反映客觀世界,與抽象思維是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寫文藝作品雖也運用抽象思維進行思考,但是,伴隨著抽象思維,還要運用形象思維。作者在作品的構(gòu)思和寫作過程中,思想活動是同形象聯(lián)結(jié)在一起的,伴隨著物象,并滲透著作者的思想感情。作者是否運用形象思維,關(guān)系到作品能否展現(xiàn)生動可視的藝術(shù)形象。

    構(gòu)思、寫作作品,不僅運用形象思維,也運用抽象思維(也稱“邏輯思維”)。關(guān)于抽象思維與形象思維如何交錯、交互發(fā)生作用,茅盾稱:“文學作品的技巧問題包括素材的分析、綜合、提煉、主題思想的確定,主要是邏輯思維在起作用,但伴隨著,也有形象思維。至于塑造典型環(huán)境中的典型人物,人物性格細節(jié)的描寫,社會環(huán)境和作品主角活動場所的具體描寫等,則主要是形象思維在起作用,但伴隨著,也有邏輯思維?!薄皬拈_篇到結(jié)尾,邏輯思維與形象思維的交錯又是反復進行的。”“全書初稿完成后的最后修改以至定稿,都是交錯起作用的邏輯思維與形象思維的反復過程。但是作家在寫初稿時,自然主要運用形象思維?!薄?/SPAN>9

    理論界對待形象思維問題,有不同的看法。一種意見認為:形象思維是以感性認識為基礎,進行概括的思維方式;另一種意見則認為:認識事物的本質(zhì),只能是抽象思維,形象思維只是“藝術(shù)想象”,是感性認識。而兩種意見都不否認:在作品的構(gòu)思和寫作過程中,作者的思想活動是同具體事物的可視形象伴隨在一起的,藝術(shù)形象是不可缺少的。

    三、關(guān)于情節(jié)的篩選和加工  

    “人物志”刻畫的人物須栩栩如生,這樣還不夠,人物還必須表現(xiàn)這一人物固有的精神本質(zhì)。所謂“本質(zhì)”,并不是人們常說的“主流”,而是人的本質(zhì)、思想和靈魂。寫人物,不可能事無巨細地把人的一生都寫進來,而要從萬象紛紜的生活中,選擇那些能體現(xiàn)人物本質(zhì)、有特點的典型情節(jié)去寫。

    山西《五臺縣志》寫山西土皇帝閻錫山的一個情節(jié),生動而鮮明地揭示了人物的本質(zhì)特征:“1929年冬,閻同意與唐生智聯(lián)合倒蔣,因唐發(fā)表倒蔣通電,將名字列于閻之前,閻又與張學良通電擁蔣反唐。”這一情節(jié)的描述,把閻錫山在政治上投機、毫無原則的丑惡形象,活靈活現(xiàn)地刻畫出來。

    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禎,一個小官的筆記中記錄了他兩個有本質(zhì)特征的生活細節(jié):一是“帝上朝,衣裙擺動甚大?!背绲澁敃r登帝位年紀已較大,他故意裝出一副皇帝的氣概和威嚴,走路邁八字步,表露剛愎自用的人做作的氣派。二是“每下朝,多面雇”。這是崇禎的特點:好猜疑,他換了幾十個宰相,對誰都不信任。他“多面雇”,是擔心別人暗算他。這些細節(jié)的描寫很具有鮮明的性格特征。

    有一部縣志寫一名鉆進黨組織內(nèi)部搜集情報、進行破壞活動的暗探,于1944年被日寇槍殺。這種描寫存有很多疑點。人們會問:這個暗探既然為日本人效勞,卻被鬼子槍殺,究竟是為什么?起碼作者是沒有講清楚因果關(guān)系。

    有兩種刻畫人物典型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一是,人物雖寫行栩栩如生,但不具有這一人物固有的本質(zhì)特征。例如清代的雍正和乾隆,有的作品寫他們是完美無缺的好皇帝。而實際上,雍正大興文字獄,廣事株連,殺害了眾多的文人墨士。如,江西考官查嗣庭被誣下獄,后死獄中,仍戮其尸,株連親屬。浙江呂留良犯禁,呂早死,戮尸,子孫學生多人被殺或罰為奴。乾隆在位時雖修成我國最大的一部叢書《四庫全書》;但目的在于:通過纂修官書,控制思想。對于搜求到的圖書,稍有妨礙便加銷毀或篡改,使我國古籍遭到浩劫?!拔奈镏尽比绻`背歷史的真實,對于封建皇帝過分地溢美,就混淆了新舊兩種不同社會制度的根本區(qū)別。

    二是,張冠李戴?!度龂尽防?,劉備怒鞭督郵;在《三國演義》里寫為“張翼德怒鞭督郵”,這使張飛“猛”的性格突出了。這種做法只能出現(xiàn)在“演義”里,而志書必須真實,“合成”人物的寫法是不能允許的。

    志書雖然寫真人真事,但并不是要機械、刻板、自然主義地拼湊原始材料。作者應當融會、消化材料,對材料進行挑選和必要的加工?!叭宋镏尽敝械那楣?jié),不應當是刻板的“材料”,而應滲進作者的感情和觀點,包容作者的思想傾向、道德觀念和美學理想,是典型化了的生活,是精神產(chǎn)品。這樣對于讀者,才會起到感染、熏陶、啟發(fā)、潛移默化的作用,使人們受到啟迪和鼓舞,而感奮、驚醒起來。如果作者對所寫的內(nèi)容毫無感情,寫出的作品是不會感動人的。

    “人物志”描寫的人和事,是客觀事物與作者觀念的統(tǒng)一體,而不是現(xiàn)實生活純客觀的翻版,不是對實際生活的隨波逐流。魯迅說:畫家創(chuàng)作的“表面上是一張畫,一個雕像,其實是他思想和人格的表現(xiàn)”【10】。毛主席也指出:“作為觀念形態(tài)的文藝作品,都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的產(chǎn)物。革命的文藝,則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頭腦中的反映的產(chǎn)物。”【11】作者的主觀作用雖然重要;但是,這并不是說,作者可以不顧客觀實際地為所欲為。像“四人幫”那樣搞“主題先行”,用主觀的框框套現(xiàn)實生活,是主觀唯心論的做法。

    實際生活中的每一個情節(jié),都是個別的、具體的,盡管它是真實的,但不一定能體現(xiàn)事物的本質(zhì)。作者選取的情節(jié),不應是任意現(xiàn)象的真實,而應是本質(zhì)的真實,即:這種個別現(xiàn)象,應充分體現(xiàn)歷史發(fā)展的趨向,表現(xiàn)時代精神的特征,同時代、發(fā)展的大真實聯(lián)系起來,同它合拍。如果某一情節(jié)在一定范圍內(nèi)是真實的,但不符合時代的要求、人民的愿望和歷史的真實,就不能稱做本質(zhì)的真實。

    四、環(huán)境描繪  

    “人物志”對于環(huán)境的描繪,同人物刻畫是相輔相成的。對環(huán)境描寫的要求是:做到情景交融,景中有情,情中有景,景和情融為一體。環(huán)境描繪與刻畫人物不是相互孤立的,要以環(huán)境的描寫展示人物的思想情緒、人物的意志和愿望,渲染襯托作品所要表達的情感。

    要造成這種思想藝術(shù)境界,作者必須懷有強烈的思想感情去描寫。如果作者純客觀、毫無感情地描繪景物,是不能感人的,會使讀者覺得索然無味。

    古代一些優(yōu)美的山水詩之所以感人、百讀不厭,是因為詩中的山水景物蘊含了作者的人格、理想和思想境界,詩中詠物有所寄托,把寫景同抒情、言志相結(jié)合。古代詩詞還采用化情入景、化景入情手法,頗引人入勝。如李白《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詩中先寫“孤帆遠影碧空盡”,李白在岸上望孟浩然,人已望不見了,只望見孤帆遠影;后寫“惟見長江天際流”,他在岸上看到帆影也在空間里消失了,而只看到茫茫的長江水在天邊流著。李白把同孟浩然深摯的情意,入化于隱隱約約、飄渺的天際里,感情深切而悲愴。荊軻的《易水歌》,上句寫“風蕭蕭兮易水寒”,側(cè)重寫風和水,含有悲壯情緒;下句寫“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寫荊軻決死的感情,把凝重悲壯的景物入化于壯士刺殺秦王的決死的情感之中。

    上述作品展現(xiàn)一幅幅優(yōu)美的畫面,具有詩情畫意。作品具有美的意境,是對于美的創(chuàng)造,是一種節(jié)奏感、音樂感和圖畫感。作品具有美的意境,可以激發(fā)人們的同情心、進取心和向往美好的思緒,令人流連忘返。作品如果沒有美的意境,格調(diào)就會比較低。作者如果熱愛生活,必然會在作品中表露出美的意境。美是客觀的,因為生活本身就存在著美,是作者所應當追求的。

    人物的性格、道德觀念,同人物所入的環(huán)境是對立統(tǒng)一的:環(huán)境對人物有所影響,但并不是環(huán)境決定一切;人物應當發(fā)揮主觀能動性,可以改變環(huán)境,但必須在客觀條件的可能范圍之內(nèi),并不是主觀意志決定一切。人物不是孤立存在的,離不開所處的歷史、社會和道德環(huán)境;人在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人物的性格會對客觀環(huán)境產(chǎn)生不同的影響。

    1】《蒙古秘史》是以漢文標音的蒙古語著作,原稱《元朝秘史》,寫于公元1240年。

    2】魯迅:《“出關(guān)”的關(guān)》,《魯迅全集》第六卷。

    3】《毛主席給陳毅同志談詩的一封信》(1965721日),《詩刊》19781月號。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340341頁。

    5】同【4】,第345頁。

    6】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19401月)。

    7】毛澤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15日)。

    8】毛澤東:《在新政治協(xié)商會議籌備會上的講話》(1949615日)。

    9】茅盾:《漫談文藝創(chuàng)作》,《茅盾論他作》,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版。

    10】《魯迅全集》第一卷404頁。

    11】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摘自《內(nèi)蒙古史志》2003年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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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續(xù)修《人物志》的人物形象

發(fā)布時間:2015-07-31 來源:本站原創(chuàng)        【字體:
  • 當前,續(xù)修志書的工作已經(jīng)開始。對于上一屆志書的編修,有必要總結(jié)經(jīng)驗教訓,繼往開來,以提高和保證志書的質(zhì)量。

    前一屆志書的“人物志”,普遍存在、比較突出的一大通病,是缺乏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一些作者刻板、機械地編排人物志材料,不是著眼于刻畫人物形象,而是抽象、概念化地“寫問題”。有的甚至寫人物履歷表加悼詞:先寫人物的生年、籍貫、歷任職務,再抽象地寫什么“忠心耿耿地忘我勞動”,“謙虛謹慎、勤儉樸素”,“密切聯(lián)系群眾,和藹可親,平易近人”,“嚴肅地堅持原則斗爭”,等等。這里沒有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沒有人物的個性,而是以千人一面、干巴巴抽象的套話,掩蓋了人物的真實面貌。這樣,“人物志”就難于發(fā)揮“記一方人物、激千秋之愛憎”,弘揚中華浩然正氣的功能作用。

    人們普遍認為:《人物志》應當編寫得像司馬遷的《史記》那樣,把人物寫得既真實而又栩栩如生,有人物個性,使真實性與藝術(shù)性完美結(jié)合。人物的顯現(xiàn)不是由作者說教,不是由作者講這個人怎樣,那個人怎樣;而是用情節(jié)的描繪把人物烘托出來,通過人物自身的行動,使人物活靈活現(xiàn),歷歷在目。

    司馬遷是我國古代卓越的史學家、文學家,用十六年時間完成了《史記》的著述?!妒酚洝肥俏覈谝徊考o傳體通史,也是一部杰出的傳記文學著述。它的一百多篇傳記人物大都栩栩如生,性格鮮明,表現(xiàn)了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本質(zhì)特征,不僅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并開我國史傳文學之先河。魯迅稱贊《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為保證續(xù)修“人物志”的寫作質(zhì)量,筆者認為應重視以下幾個問題:

    一、著眼于人物形象的刻畫  

    寫好“人物志”的人物,并不要求“虛構(gòu)”、“合成人物”。《史記》既是文學著述,又是真實的歷史,沒有虛構(gòu)的情節(jié),也沒有“合成”人物。古代“文史不分”,《蒙古秘史》【1】同《史記》一樣,既是史書,又是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它刻畫的成吉思汗等眾多人物,無一虛構(gòu)之處。魯迅在談文學的典型時說:“作家的取人為模特兒,有兩法。一是專用一個人,言談舉動,不必說了,連細微的癖性,衣服的式樣,也不加改變?!请s取種種人,合成一個”【2】。由此可見,寫真人真事同樣可以刻畫人物的典型。

    有的同志長期一直寫工作匯報和總結(jié)材料,習慣于用抽象思維(邏輯思維)構(gòu)思,頭腦里想的是幾個條理化的“問題”和有關(guān)的政策規(guī)定。他們從抽象的概念出發(fā)寫人物,所列舉的材料是圍繞幾個“問題”構(gòu)成的,思想活動沒有伴隨著藝術(shù)形象,而是把人物寫成了概念化的、沒有靈魂的木偶。作者思考正確的政策并不是壞事,它可以幫助作者掌握客觀事物的本質(zhì);但是,政策條文不能替代藝術(shù)形象的描繪??坍嬋宋镫x不開藝術(shù)形象。描繪藝術(shù)形象不能僅僅使用抽象的概念,而必須形象地表現(xiàn)人物的心靈、人物的精神世界和人物的命運。編寫“人物志”,必須從生活和人物形象入手,而不能從抽象的概念入手。文學作品是通過個別的、特殊的表象,表達普遍意義的。個別表象具有特殊性,表露著各自的形象,給人以強烈的印象和刺激,而產(chǎn)生藝術(shù)感染力?!叭宋镏尽比绻哑觯涑庵姸喑橄蟮母拍?,缺乏感人的藝術(shù)形象,就不能深深地打動人和感染人。

    有人簡單化地認為:文學作品不過是個“宣傳工具”,只要把正確的政治內(nèi)容,用文藝技巧加以描寫,就會成為一部好作品。這種說法,否定了生活是文藝作品唯一源泉的創(chuàng)作規(guī)律,是一種有代表性的圖解政策的謬誤思路?!拔母铩鼻埃恍┪乃囎髌樊a(chǎn)生公式化、概念化傾向,就是源于這種想法和做法?!八娜藥汀惫拇档摹爸黝}先行”論,同這種錯誤觀念是一路貨色。把文藝作品僅僅當做某種政策的傳聲筒,就否定了文藝作品必須從生活出發(fā)的創(chuàng)作規(guī)律,從而阻礙、限制了文藝應當發(fā)揮的教育、鼓舞、激勵人的功能作用。

    “文革”前,內(nèi)蒙古有個緊跟政策、人稱“除四害、講衛(wèi)生”的作家,他寫作品很快,內(nèi)容多是寫中心工作、具體政策,針對時弊的,而忽略了文學作品的長遠生命力。一些政策是有時間性的,他作品中的政策過時了,作品也就失去時效了,沒有人看了。他作品中的人物是按照政策需要配制的“活動道具”,是沒有靈魂、沒有意志的傀儡和“死人”。人們普遍認為他是在粗制濫造。

    “人物志”的編寫,必須擺脫圖解政策的傾向,而是要刻畫人物的靈魂,通過作品提高人們的精神境界,豐富人們的內(nèi)心生活,震撼人的心靈,改造和提高人的思想境界。為此,斯大林稱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

    寫好人物的核心問題,是把人物性格寫得鮮明,寫行栩栩如生。只有這樣,作品才會感人,才能讓人讀下去。這種要求是符合現(xiàn)實生活真實的。在客觀世界里,沒有無性格的人,有的人雖然沒有“棱角”,不多說話,人們認為他沒有性格;而實際上這正是他的性格。“人物志”刻畫人物、表現(xiàn)人物的性格,就要寫人物的心靈,觸及人的不同道德觀念。道德觀念對人們的生活起引導、規(guī)范作用,決定人們的行為舉止,人們是依照自己的道德觀念生活著,支配自己行動的。

    “人物志”把人物寫活,作者必須熟悉人物,掌握大量的有關(guān)人物的生活細節(jié),做到:作者的頭腦里對人物形象是活生生的,性格鮮明的,人物有自己的意志,像個活人,就像作者的親朋好友一樣,同作者息息相關(guān)。否則,刻畫的人物就不會活靈活現(xiàn),不會感動人。為此,作者必須下功夫,多方面深入尋訪、挖掘資料。那種推說“事跡簡單、材料不足”,把人物寫得干巴巴、“悼詞”式的做法是不盡責任的。土左旗寫《高鳳英傳》,先后尋訪九十多名知情人,這種科學態(tài)度是值得提倡的。

    關(guān)于描繪人物的精神世界和心理活動,中國古典小說的手法是:一般不直接寫人的內(nèi)心活動,而是通過人的行動、人的音容笑貌,烘托人的思想感情和內(nèi)心活動。中國文學的傳統(tǒng)描寫手法稱“白描”,要求用最簡練的精神之筆,勾勒人物的精神面貌,樸素自然。人們認為,魯迅的小說是白描的典范作品。西方小說則赤裸裸地直接描寫人物的內(nèi)心活動。“人物志”的人物刻畫,可以把二者結(jié)合起來,中西并用。

    二、形象思維問題  

    “人物志”的一些人物未能栩栩如生的關(guān)鍵是,作者忽視和否定形象思維的功能,仍然以過去“寫材料”的做法,僅僅用抽象思維方式寫人物。

    “人物志”刻畫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描繪歷歷在目的景物,缺少不了形象思維;而如果僅僅用抽象思維則難以達到目的??坍嬋宋镄蜗?,形象思維與抽象思維是互相交織、相輔相成的,離不開具體可感知的現(xiàn)象形態(tài),是以血肉豐滿的藝術(shù)形象觀察和表現(xiàn)生活的。形象思維與抽象思維是兩種不同的概念。毛主席在給陳毅的信中指出:“詩要用形象思維,不能如散文那樣直說,所以比、興兩法是不能不用的。……宋人多數(shù)不懂詩是要用形象思維的,一反唐人規(guī)律,所以味同嚼臘。”“要作今詩,則要用形象思維方法”【3】。毛主席明確指出,用形象思維寫作文藝作品,是一種不能違背的藝術(shù)規(guī)律。馬克思在致斐·拉薩爾的信中談《弗蘭茨·馮·濟金根》作品時指出:“你的最大缺點就是席勒式地把個人變成時代精神的單純的傳聲筒?!谛愿竦拿鑼懛矫婵床坏绞裁刺爻龅臇|西?!比宋铩氨幻鑼懙锰橄罅恕薄?/SPAN>4】。恩格斯也批評說:“非常抽象而又不夠現(xiàn)實”,沒有表現(xiàn)“五光十色的平民社會”,劇本沒有“生動起來”【5】。

    馬克思、恩格斯、毛主席都一致認為,寫文藝作品要用形象思維,否則就會“味同嚼臘”,“變成時代精神的單純的傳聲筒”,“寫得太抽象”,不能“生動起來”。

    毛主席的理論文章,在結(jié)尾常寫一些形象比喻的字句,如:“新中國航船的桅頂已經(jīng)冒出地平線了,我們應該拍掌歡迎它。舉起你的雙手吧,新中國是我們的。”【6】“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jīng)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薄?/SPAN>7】“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滌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污泥濁水……”【8】。這些語句氣勢磅礴,鼓舞人心,回味無窮。毛主席不是在講抽象的概念,而是描繪了爍爍閃光、歷歷在目的視覺形象。

    形象思維以形象進行思考,通過形象認識,反映客觀世界,與抽象思維是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寫文藝作品雖也運用抽象思維進行思考,但是,伴隨著抽象思維,還要運用形象思維。作者在作品的構(gòu)思和寫作過程中,思想活動是同形象聯(lián)結(jié)在一起的,伴隨著物象,并滲透著作者的思想感情。作者是否運用形象思維,關(guān)系到作品能否展現(xiàn)生動可視的藝術(shù)形象。

    構(gòu)思、寫作作品,不僅運用形象思維,也運用抽象思維(也稱“邏輯思維”)。關(guān)于抽象思維與形象思維如何交錯、交互發(fā)生作用,茅盾稱:“文學作品的技巧問題包括素材的分析、綜合、提煉、主題思想的確定,主要是邏輯思維在起作用,但伴隨著,也有形象思維。至于塑造典型環(huán)境中的典型人物,人物性格細節(jié)的描寫,社會環(huán)境和作品主角活動場所的具體描寫等,則主要是形象思維在起作用,但伴隨著,也有邏輯思維?!薄皬拈_篇到結(jié)尾,邏輯思維與形象思維的交錯又是反復進行的?!薄叭珪醺逋瓿珊蟮淖詈笮薷囊灾炼ǜ?,都是交錯起作用的邏輯思維與形象思維的反復過程。但是作家在寫初稿時,自然主要運用形象思維?!薄?/SPAN>9

    理論界對待形象思維問題,有不同的看法。一種意見認為:形象思維是以感性認識為基礎,進行概括的思維方式;另一種意見則認為:認識事物的本質(zhì),只能是抽象思維,形象思維只是“藝術(shù)想象”,是感性認識。而兩種意見都不否認:在作品的構(gòu)思和寫作過程中,作者的思想活動是同具體事物的可視形象伴隨在一起的,藝術(shù)形象是不可缺少的。

    三、關(guān)于情節(jié)的篩選和加工  

    “人物志”刻畫的人物須栩栩如生,這樣還不夠,人物還必須表現(xiàn)這一人物固有的精神本質(zhì)。所謂“本質(zhì)”,并不是人們常說的“主流”,而是人的本質(zhì)、思想和靈魂。寫人物,不可能事無巨細地把人的一生都寫進來,而要從萬象紛紜的生活中,選擇那些能體現(xiàn)人物本質(zhì)、有特點的典型情節(jié)去寫。

    山西《五臺縣志》寫山西土皇帝閻錫山的一個情節(jié),生動而鮮明地揭示了人物的本質(zhì)特征:“1929年冬,閻同意與唐生智聯(lián)合倒蔣,因唐發(fā)表倒蔣通電,將名字列于閻之前,閻又與張學良通電擁蔣反唐?!边@一情節(jié)的描述,把閻錫山在政治上投機、毫無原則的丑惡形象,活靈活現(xiàn)地刻畫出來。

    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禎,一個小官的筆記中記錄了他兩個有本質(zhì)特征的生活細節(jié):一是“帝上朝,衣裙擺動甚大?!背绲澁敃r登帝位年紀已較大,他故意裝出一副皇帝的氣概和威嚴,走路邁八字步,表露剛愎自用的人做作的氣派。二是“每下朝,多面雇”。這是崇禎的特點:好猜疑,他換了幾十個宰相,對誰都不信任。他“多面雇”,是擔心別人暗算他。這些細節(jié)的描寫很具有鮮明的性格特征。

    有一部縣志寫一名鉆進黨組織內(nèi)部搜集情報、進行破壞活動的暗探,于1944年被日寇槍殺。這種描寫存有很多疑點。人們會問:這個暗探既然為日本人效勞,卻被鬼子槍殺,究竟是為什么?起碼作者是沒有講清楚因果關(guān)系。

    有兩種刻畫人物典型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一是,人物雖寫行栩栩如生,但不具有這一人物固有的本質(zhì)特征。例如清代的雍正和乾隆,有的作品寫他們是完美無缺的好皇帝。而實際上,雍正大興文字獄,廣事株連,殺害了眾多的文人墨士。如,江西考官查嗣庭被誣下獄,后死獄中,仍戮其尸,株連親屬。浙江呂留良犯禁,呂早死,戮尸,子孫學生多人被殺或罰為奴。乾隆在位時雖修成我國最大的一部叢書《四庫全書》;但目的在于:通過纂修官書,控制思想。對于搜求到的圖書,稍有妨礙便加銷毀或篡改,使我國古籍遭到浩劫?!拔奈镏尽比绻`背歷史的真實,對于封建皇帝過分地溢美,就混淆了新舊兩種不同社會制度的根本區(qū)別。

    二是,張冠李戴。《三國志》里,劉備怒鞭督郵;在《三國演義》里寫為“張翼德怒鞭督郵”,這使張飛“猛”的性格突出了。這種做法只能出現(xiàn)在“演義”里,而志書必須真實,“合成”人物的寫法是不能允許的。

    志書雖然寫真人真事,但并不是要機械、刻板、自然主義地拼湊原始材料。作者應當融會、消化材料,對材料進行挑選和必要的加工?!叭宋镏尽敝械那楣?jié),不應當是刻板的“材料”,而應滲進作者的感情和觀點,包容作者的思想傾向、道德觀念和美學理想,是典型化了的生活,是精神產(chǎn)品。這樣對于讀者,才會起到感染、熏陶、啟發(fā)、潛移默化的作用,使人們受到啟迪和鼓舞,而感奮、驚醒起來。如果作者對所寫的內(nèi)容毫無感情,寫出的作品是不會感動人的。

    “人物志”描寫的人和事,是客觀事物與作者觀念的統(tǒng)一體,而不是現(xiàn)實生活純客觀的翻版,不是對實際生活的隨波逐流。魯迅說:畫家創(chuàng)作的“表面上是一張畫,一個雕像,其實是他思想和人格的表現(xiàn)”【10】。毛主席也指出:“作為觀念形態(tài)的文藝作品,都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的產(chǎn)物。革命的文藝,則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頭腦中的反映的產(chǎn)物。”【11】作者的主觀作用雖然重要;但是,這并不是說,作者可以不顧客觀實際地為所欲為。像“四人幫”那樣搞“主題先行”,用主觀的框框套現(xiàn)實生活,是主觀唯心論的做法。

    實際生活中的每一個情節(jié),都是個別的、具體的,盡管它是真實的,但不一定能體現(xiàn)事物的本質(zhì)。作者選取的情節(jié),不應是任意現(xiàn)象的真實,而應是本質(zhì)的真實,即:這種個別現(xiàn)象,應充分體現(xiàn)歷史發(fā)展的趨向,表現(xiàn)時代精神的特征,同時代、發(fā)展的大真實聯(lián)系起來,同它合拍。如果某一情節(jié)在一定范圍內(nèi)是真實的,但不符合時代的要求、人民的愿望和歷史的真實,就不能稱做本質(zhì)的真實。

    四、環(huán)境描繪  

    “人物志”對于環(huán)境的描繪,同人物刻畫是相輔相成的。對環(huán)境描寫的要求是:做到情景交融,景中有情,情中有景,景和情融為一體。環(huán)境描繪與刻畫人物不是相互孤立的,要以環(huán)境的描寫展示人物的思想情緒、人物的意志和愿望,渲染襯托作品所要表達的情感。

    要造成這種思想藝術(shù)境界,作者必須懷有強烈的思想感情去描寫。如果作者純客觀、毫無感情地描繪景物,是不能感人的,會使讀者覺得索然無味。

    古代一些優(yōu)美的山水詩之所以感人、百讀不厭,是因為詩中的山水景物蘊含了作者的人格、理想和思想境界,詩中詠物有所寄托,把寫景同抒情、言志相結(jié)合。古代詩詞還采用化情入景、化景入情手法,頗引人入勝。如李白《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詩中先寫“孤帆遠影碧空盡”,李白在岸上望孟浩然,人已望不見了,只望見孤帆遠影;后寫“惟見長江天際流”,他在岸上看到帆影也在空間里消失了,而只看到茫茫的長江水在天邊流著。李白把同孟浩然深摯的情意,入化于隱隱約約、飄渺的天際里,感情深切而悲愴。荊軻的《易水歌》,上句寫“風蕭蕭兮易水寒”,側(cè)重寫風和水,含有悲壯情緒;下句寫“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寫荊軻決死的感情,把凝重悲壯的景物入化于壯士刺殺秦王的決死的情感之中。

    上述作品展現(xiàn)一幅幅優(yōu)美的畫面,具有詩情畫意。作品具有美的意境,是對于美的創(chuàng)造,是一種節(jié)奏感、音樂感和圖畫感。作品具有美的意境,可以激發(fā)人們的同情心、進取心和向往美好的思緒,令人流連忘返。作品如果沒有美的意境,格調(diào)就會比較低。作者如果熱愛生活,必然會在作品中表露出美的意境。美是客觀的,因為生活本身就存在著美,是作者所應當追求的。

    人物的性格、道德觀念,同人物所入的環(huán)境是對立統(tǒng)一的:環(huán)境對人物有所影響,但并不是環(huán)境決定一切;人物應當發(fā)揮主觀能動性,可以改變環(huán)境,但必須在客觀條件的可能范圍之內(nèi),并不是主觀意志決定一切。人物不是孤立存在的,離不開所處的歷史、社會和道德環(huán)境;人在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人物的性格會對客觀環(huán)境產(chǎn)生不同的影響。

    1】《蒙古秘史》是以漢文標音的蒙古語著作,原稱《元朝秘史》,寫于公元1240年。

    2】魯迅:《“出關(guān)”的關(guān)》,《魯迅全集》第六卷。

    3】《毛主席給陳毅同志談詩的一封信》(1965721日),《詩刊》19781月號。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340、341頁。

    5】同【4】,第345頁。

    6】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19401月)。

    7】毛澤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15日)。

    8】毛澤東:《在新政治協(xié)商會議籌備會上的講話》(1949615日)。

    9】茅盾:《漫談文藝創(chuàng)作》,《茅盾論他作》,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版。

    10】《魯迅全集》第一卷404頁。

    11】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摘自《內(nèi)蒙古史志》2003年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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