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讓中國地方志走向世界——參與地方志整理、研究的經歷和體會
我在大學學的是圖書館學專業(yè)，后長期在圖書館工作，又愛好方志，認識到舊志離不開圖書館，新方志的編寫也需要借鑒舊志。舊志大多收藏在圖書館中，方志工作者不大容易深入接觸。我覺得，新志和舊志是互相聯(lián)系而不能分割的。對于圖書館工作者來說，舊志怎么為新編方志做貢獻，怎么為讀者做貢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做貢獻的目的是讓中國地方志走向世界。這是時代對方志工作、也是對圖書館工作的要求。下面，我把自己多年整理、研究方志、編輯與利用方志的經歷向大家匯報一下，談一下體會，并就有關問題發(fā)表一些意見。
王重民教授使我喜愛上方志
首先，談一談自己是怎么喜愛上方志的。方志是比較枯燥的一種著作，一般很少有人像讀小說那樣，從頭到尾認真地去讀方志。研究者利用方志多為一時所需，去查找他需要的資料，目的達到后，不太可能再深入閱讀。而且長期以來，高等院校都沒有設立方志專業(yè)，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我喜歡上方志是很偶然的事情。上世紀50年代，我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讀書時，恩師王重民教授對我的方志知識做了啟蒙。有一次他問及我的籍貫，我回答說是吉林人。他就向我談了很多關于吉林的事情，如吉林市(原吉林省省會)的阿什哈達摩崖石刻、明清時的船廠、市郊的烏拉街等。我當時非常驚訝，問他為什么這么了解吉林省的歷史?他笑著說，早在大學剛畢業(yè)時他曾受人委托，參加過吉林省《永吉縣志》的編纂工作。我非常折服他學問的淵博，又想什么是地方志呢?那時，我對方志一點概念都沒有。他建議我到大圖書館去看一看，我就去了。那部《永吉縣志》共50卷，1931年鉛印出版的，是吉林省現(xiàn)存的一部很系統(tǒng)、很完整的縣志，規(guī)模、內容、字數僅次于《吉林通志》。這使我非常震驚，在當時政治氣氛很緊張的情況下，初讀王先生參編的這部《永吉縣志》，似乎在心靈上找到了一絲安慰。這就使我產生了對方志的愛好。我覺得，這樣一位老先生如此了解吉林省，我作為一個吉林人，怎么能不了解呢。家鄉(xiāng)的地方志，可以使我更加了解家鄉(xiāng)、熱愛家鄉(xiāng)，熱愛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愛鄉(xiāng)愛國開始喜愛上地方志，這是一個淵源。后來到圖書館工作，我從未間斷地和方志打交道。
當時，圖書館學系的專業(yè)課程也比較枯燥，我們班上很多同學鬧專業(yè)思想，有人甚至說圖書館學不能算作一門學問。我問王先生，地方志算不算一門學問?王先生說，方志不是一門很獨立的學科，它是歷史學科與地理學科相結合、記載某一地區(qū)全貌的綜合性文獻，這種文獻可以為各個學科廣泛地應用；方志是和任何學問都有聯(lián)系、和任何科學都有關系的一種文獻。我說，我學圖書館學專業(yè)，又是文學愛好者，這怎么能和方志聯(lián)系起來呢?他說，這和方志都太有關系了。圖書館利用館藏方志為讀者、為科研服務，這是重要的本職工作；你愛好文藝，你可以帶著文藝方面的問題，如各地歷史上的文學家、藝術家的生平與作品等問題，去查閱當地的地方志，這肯定會大有收獲的。
王先生說，方志固然是中國的地方性文獻，但其價值卻不只對于中國，而是全世界都很重視的一種精神財富。他回憶自己一段經歷說，收集、整理我國的古籍，其中包括地方志，日、美等國家很早就開始了。1934年，由于當時北平圖書館文獻訪求業(yè)務的需要，他和向達先生被派赴法、英、德、意等國搜集散藏于國外的中國文獻。1939年，他又被派到美國整理美國國會圖書館和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文庫東方圖書館收藏的中國古籍善本書。恰巧在這一年，朱士嘉先生也到了美國國會圖書館，朱先生很重要的一個貢獻是整理和研究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的中國檔案史料和地方志。經過幾年的努力，朱先生終于完成了《(美國)國會圖書館館藏中國地方志目錄》的編制工作。美國國會圖書館對中國方志收集、整理的時間至少有100年以上了。美國歷史不長，但是它能夠在建國100多年后重視中國方志文獻的珍藏價值，就說明了方志的世界性。在朱士嘉先生編制《(美國)國會圖書館館藏中國地方志目錄》的同時，王重民先生一本一本地閱讀中國的善本書，并為每部書撰寫提要，直到1947年離美返國，將稿本帶回北平。王先生的稿本，曾由袁同禮博士校訂后，在華盛頓以手抄本影印形式出版，題為《(美國)國會圖書館中文善本書錄》。后來他的夫人劉修業(yè)先生據王重民先生多年積累，經過整理、修訂、增補，于八十年代后相繼出版了《中國善本書提要》及其《補編》。王重民先生和朱士嘉先生當時為我國方志和古籍走向世界所做的工作，我認為是很大的貢獻?，F(xiàn)在重新看這個問題，就應當提到這么一個高度來認識。我們有了考古上的新發(fā)現(xiàn)，都要及時地向舉世展示，使之走向世界，那么對地方志這宗遺產，也應當象考古、文物一樣來對待。如新發(fā)現(xiàn)一種重要的方志，或在浩如煙海的方志中，找到了什么珍貴資料，發(fā)現(xiàn)了什么重要問題，應該像發(fā)現(xiàn)礦藏一樣，宣傳它、開發(fā)它、利用它。這種重新開發(fā)具有現(xiàn)實的世界性意義。
王先生這樣現(xiàn)身說法、循循善誘地開導我，使我對中國地方志的價值由感性上升到理性，由單純的喜愛而下決心去鉆研這門學問。直到我大學畢業(yè)參加圖書館工作后，他還通過書信不斷地指導我有關地方志整理與研究方面的問題。
用二十年時間向王先生交上的幾份答卷
王先生在北大將我引人了方志之門，以及大學畢業(yè)后他對我關于方志方面的指導，現(xiàn)歸納起來，主要有五點：其一，在圖書館無論做什么工作，有何種愛好，都不能忽視方志，有必要耐下心來去認真地讀一部家鄉(xiāng)的志書，從中體會，增加實感。其二，要熟悉本館的方志館藏，通過館藏目錄摸清家底，在弄清本省方志發(fā)展狀況的基礎上，由點到面，力爭了解東北、乃至全國方志的狀況，以便遇到有關問題能知道到哪部方志中查找線索。其三，寫文學方面的文章，要考慮利用方志中的材料，這會增加對方志的熱愛，提高打開方志寶庫的一種技能。其四，地方志是一種很重要的資料書，遇到問題，只要是涉及地方性的問題，包括一些細節(jié)性的問題，就想到去查閱方志，這樣可以做到樣樣比較通。其五，站在觀察世界的高度，以解決世界性問題的眼光，從方志中來尋找有關素材或線索。方志記載著我國某地某時發(fā)生之某事，有的本身即與其他國家、民族活動有關，固然具有世界性；即使其事與外國無直接關聯(lián)，但將諸志中某一時期、某一專題如氣象、地震、山川變遷、自然災害等等的連續(xù)記載歸納、綜合起來，與世界各地的相關變化參照比較，分析、研究，那么這些材料也有重要的價值。這也是讓中國地方志走向世界題旨中的應有之義。
1961年我被分配到吉林省圖書館業(yè)務輔導部工作，那時館內青年沒有人愿意去整理古籍。我主動要求參加館藏方志的整理工作，從1963年開始，我和兩位老先生仿照北京圖書館的圖書分類表，結合我館實際，編制了吉林省圖書館地方志排列表，用三年左右時間將館藏2000多種方志全部著錄、上架，編定了《吉林省圖書館館藏地方志目錄》。在此期間，我選擇了金毓黻先生編撰的《長春縣志》，認真地閱讀，還對館藏方志中的吉林省部分做了重點地研究，初步理清了吉林省方志發(fā)展的來龍去脈，撰寫成《吉林省地方志考略》一文（發(fā)表于《文獻》1979年第1期創(chuàng)刊號)。
1965年，我從館藏未經整理的線裝書中發(fā)現(xiàn)了一部稀有的方志《打牲烏拉志典全書》稿本。打牲烏拉系今吉林市烏拉街滿族自治鎮(zhèn)，在清代有很重要的地位。清廷入主中原以后，設立了打牲烏拉總管衙門，直屬內務府，總管為三品，負責給皇室進寶納貢。該志是最后一任總管云生編修的，成書于光緒十年(1884年)。我認為這部志書非常重要，撰寫了《談新發(fā)現(xiàn)的一部吉林省地方志——〈打牲烏拉志典全書〉》一文（發(fā)表于《社會科學戰(zhàn)線》1979年第4期）。其后，又決定對該志進行整理，遂投入了《打牲烏拉志典全書》標點、校釋工作(與梁志忠先生合作)，直到1981年得以出版。
其實該衙門早就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1944年，時任偽滿洲國黨中央博物館副館長的日本人藤山一雄曾專程到烏拉街考察、拍照，編輯了《烏拉》一書。1964年，日本史學家川久保悌郎教授撰寫過《對清朝人參采集制度的一種考察》一文，認為打牲烏拉總管衙門是專為清王朝種人參的地方，是人參的采捕機構。我在整理《打牲烏拉志典全書》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打牲烏拉總管衙門是一個向皇室進貢多項物產的機構，而人參只是其中一小項。另外，滕山一雄《烏拉》一書中抄錄的打牲烏拉總管衙門《倉官碑文》差錯很多。我為此寫了《對日本學者有關吉林地方研究史料的訂正》一文（發(fā)表于《東北師范大學學報》1980年第3期）。寫這些文章的目的就是想使方志走向世界。后來，川久保悌郎教授專程到長春和我交換意見，肯定了我的研究，還在日本《東方學》雜志上發(fā)表了一篇介紹《打牲烏拉志典全書》以及我對其研究的文章。
1682年，清代康熙皇帝玄燁東巡時曾在烏拉停留6天，我從《吉林通志》上摘錄了玄燁描寫烏拉的詩作，這里當時是清王朝修造船艦，訓練水兵，以備戰(zhàn)反擊沙俄侵略的基地。我選就其中具有很強的思想性和藝術性的一首詩，寫了《玄燁<松花江放船歌>小箋》（發(fā)表于《吉林大學學報》1979年第1期）一文。這篇文章曾被電臺作為詩歌欣賞節(jié)目多次播放。
以上是我在王重民先生指導與影響下，在方志的學習、整理和研究方面打下基礎的過程。從上世紀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其間雖有“文革”十年干擾，但“文革”前積累了很多材料，我在“文革”后迅速地恢復了研究。也就是說，大體上用了20年時間，熟悉了館藏方志，掌握了本省方志目錄，精讀過一部以上志書，從方志中選材寫了一篇文藝評論，力求使方志研究與世界接軌。這也是我向王重民先生交上的幾份答卷。
編輯《中國地方志論叢》和《中國地方志詳論》叢書
1979年7月，中國圖書館學會成立大會暨首次學術討論會在太原市召開。分組討論中，我有幸與顧廷龍、來新夏、于乃義等前輩學者編在目錄學組，結識了很多從事古籍整理的學者。大家討論的共同話題之一就是，約占我國現(xiàn)存古籍十分之一的地方志，對各地經濟建設和科學研究有著特殊的價值，圖書館及有關收藏單位必須重視起來，積極整理，認真研究，以廣為利用。這促使我下決心同各省的同行加強聯(lián)系，共同協(xié)作，將方志的整理與研究不斷地深入擴展下去。
1980年4月，在我擔任主任的研究輔導部內成立了地方史志研究組。研究輔導部兼負責吉林省圖書館學會辦公室的日常工作，我忝為學會的秘書長和學會會刊《圖書館學研究》雜志主編。地方史志研究組將組織、研究、編輯有關方志的論著作為工作任務之一，制定了《關于地方史志整理、編校、研究工作的規(guī)劃》。我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組織編輯《中國地方志論叢》。
這時，我有一次機會得以向傅振倫先生當面求教方志之學，因為王重民先生生前曾多次向我介紹和稱贊傅先生在方志理論與實踐方面的成就。傅先生認為，在我國修纂新地方志的熱潮中，地方史志研究組的成立是一件對圖書館界和方志界兩全其美的好事。他對《中國地方志論叢》的編纂提出了中肯的意見，說其中“總論”一書選收的散見于報刊上的方志理論文章，應以1949年之后為主，這將是新中國建國后第一部方志研究論文集；關于“分論"一書，他特別稱贊我們直接向各省約稿的做法，他說搞清楚我國方志遺產的狀況，是一項由淺入深的、長期而持久的工作，單靠幾人、幾省之力難以奏效。只有分省考察，將各藏書單位方志整理者的研究成果匯集起來，使之系統(tǒng)化，編成著作予以出版，方能真實而系統(tǒng)地顯現(xiàn)我國方志遺產的全貌。傅先生最后還叮囑我，目前學術界正在蘊釀、籌建地方史志協(xié)會，他也參與了其事，希望我們的地方史志研究組主動去爭取得到支持與指導。
經過一年的努力，《中國地方志論叢》3冊終于編成。上冊為《中國地方志總論》，選收了有關方志基本理論問題的代表性文章近40篇；中冊《中國地方志分論》，是各省整理方志的學者新撰的論文，執(zhí)筆者大體上參照《吉林省地方志考略》的體例，篳路藍縷，首開系統(tǒng)地考述各省方志遺產之先，其范圍涵蓋了全國30個省、自治區(qū)、直轄市；下冊為《吉林省地方志考論、校釋與匯輯》，試圖為進一步分省深入地整理、研究方志探索一下路徑。
在編輯《中國地方志論叢》的過程中，我們一直得到吉林省人大常委會栗又文主任的指導和支持，栗老多次派秘書來我館了解工作進程，并親自為這三冊書分別題寫了書名，還要我們及時地向剛剛成立的中國地方史志協(xié)會匯報工作。 1981年秋，我們派研究組主要成員王中明先生帶著3冊《中國地方志論叢》的清樣專程赴京，向中國地方史志協(xié)會匯報。由于這項工作抓得早，適應了各省方興未艾的修志事業(yè)的形勢，當即得到了協(xié)會董一博副會長和周雷副秘書長的肯定，并表示同意將《中國地方志論叢》列為《中國地方史志叢書》的第一輯，以中國地方史志協(xié)會和吉林省圖書館學會名義聯(lián)合出版。周雷先生在《中國地方史志通訊》上及時地發(fā)表了《中國地方志論叢》的內容簡介和詳細目錄。董一博先生決定將《中國地方志論叢》作為協(xié)會委托主辦的中南、華北、華東、東北等地區(qū)編修地方志骨干學習班學員的參考書。還建議以中國地方史志協(xié)會名義將《中國地方志論叢》呈送給關心修志事業(yè)的胡喬木、梅益、習仲勛、朱穆之等領導同志以及分別贈送給協(xié)會的名譽會長、學術顧問、理事等?！吨袊胤街菊搮病返玫搅祟I導和專家的好評。朱士嘉等先生寫來了熱情洋溢的祝賀信，對我們加以鼓勵。在一年多時間里，3000套《中國地方志論叢》就因各級、各系統(tǒng)圖書館和省、市、縣三級修志機構之需，所剩無幾。
自從當面請教傅振倫先生以后，傅老關于方志整理、研究“是一項由淺入深的、長期而持久的工作”的話時時響在耳邊，也使我們的地方史志研究組清醒地認識到，編輯《中國地方志論叢》僅僅是聯(lián)系各省學者共同打開方志文獻資源寶庫的開始，我們絕不能淺嘗輒止，而要繼續(xù)保持與擴大同各省方志專家的緊密聯(lián)系，調動大家的積極性，將我國方志遺產的整理、研究進一步深化與擴展。于是，我們在1982年5月決定編輯《中國地方志詳論》叢書，并立即付諸實施。
《中國地方志詳論》叢書共32冊。其中，《中國地方志論集》2冊是在原《中國地方志總論》的基礎上續(xù)編而成的，從我國1911～1983年間近百種報刊中收集、選輯有關地方志的論文共60余篇，分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后兩冊出版，作為“詳論”的總論部分，書后附有1911～1983年間的《中國地方志論文索引》；分論部分共30分冊，是在《中國地方志分論》的基礎上，由原每省一文，重新撰著每省一分冊。經各省的方志學者協(xié)商，推出《中國地方志詳論》叢書各分冊的主編，或由主編本人、或由主編負責組織力量，分工合作，對本省范圍內的全部地方志逐書逐卷閱讀、分析研究，再進行關于本省份冊的撰稿。根據叢書編輯體例的要求，各分冊的內容一般皆以該省現(xiàn)行行政區(qū)劃及其轄下的地區(qū)、行署、省轄市(州、盟)為單位立題，有多少地區(qū)級建置，即寫多少篇考評文章；大體上說，每省下轄的地區(qū)級方志，是以舊府志、州志、廳志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同時也未忽略對其下轄的縣級方志(包括土司所志、山川、寺廟志乃至重要的鄉(xiāng)鎮(zhèn)志)的研究與介紹。每篇文章字數均從實際出發(fā)，材料豐富者多寫，單薄者少寫，力求用宏取精、爬梳抉剔，使這批科研成果在匯編成冊后，在本地的方志寶庫與讀者利用之間搭起一座橋梁，起著一種信息媒介的作用。
《中國地方志詳論》叢書是一項涉及面廣、學術難度大、組織工作復雜、實施出版困難的系統(tǒng)工程，但卻得到了全國同行們的積極響應。各分冊的主編們真正地盡到了責任，他們或身體力行、全力以赴，或與同仁們鼎力合作，在爭取將本省范圍的方志閱讀一遍的基礎上，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并抓住主要特點評介志書的價值。書稿完成后，皆以吉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和吉林省圖書館學會聯(lián)合的名義陸續(xù)出版。這批著作的書名和主編(或編著者)是：《北京方志概述》(馮秉文)、《天津地方志考略》(魏東波)、《河北省方志概要》(于鴻儒)、《山西方志概述》(劉緯毅)、《內蒙古方志概考》(張守和)、《遼寧方志論略》(陳加、郭君、孫仁奎)、《尋根集——方志論及吉林方志研究》(金恩輝)、《黑龍江方志簡述》(方衍)、《上海地方志概述》(王啟宇、羅友松)、《江蘇方志考》(倪波)、《浙江方志概論》(林正秋)、《安徽方志考略》(劉尚恒)、《閩志談概》（郭天沅)、《臺灣方志論》(李秉乾)、《江西地方志概述》(漆身起)、《山東地方志縱橫談》(王桂云、魯海)、《河南方志論叢》(張萬鈞)、《湖北省地方志考略》(徐孝宓、劉昌潤)、《湖南方志論》(朱建亮、李龍如)、《廣東方志概述》(李默)、《廣西方志述評》(陽劍宏)、《四川方志考》(何金文)、《貴州地方志舉要》(張新民)、《云南地方志考》(李碩)、《西藏志書述略》(何金文)、《陜西方志考》(高峰)、《甘肅方志述略》(周丕顯)、《青海地方志書介紹》(陳超、劉玉清)、《寧夏方志述略》（高樹榆）、《新疆地方志簡介》(紀大椿)。
《中國地方志詳論》叢書陸續(xù)向世之際，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臺在朱士嘉先生支持下，聯(lián)合各省方志學者編撰《中國地方志聯(lián)合目錄》的工作正緊張地進行?！吨袊胤街驹斦摗穮矔鴦t與其配合，另辟蹊徑，側重各省及所轄地、縣的方志歷史發(fā)展狀況的介紹和志書內容的分析、評價，將我國方志遺產作為一個系統(tǒng)對待，通過整體性和有序性的考評，使我國地方志文獻資源構筑的大廈，其階梯層次和全面聯(lián)系的結構輪廓呈現(xiàn)在世人面前。這是全國百余位方志整理、研究人員集體智慧、心血與勞動的結晶，也是在全國范圍內，第一次以省級為單元，按省、市、縣逐級考察我國方志遺產的科研成果。與《中國地方志聯(lián)合目錄》有別，我們可以將這種對方志數量和質量并重的考察稱之為系統(tǒng)分析與綜合的方式，以這種方式來揭示方志文獻的概貌，恰與此期間問世的《中國地方志聯(lián)合目錄》互為表里、相得益彰。南開大學柯平教授予上世紀90年代發(fā)表題為《我國地方文獻的書目控制》(《圖書館》1993年第2期)一文，稱《中國地方志詳論》叢書“可謂《中國地方志聯(lián)合目錄》的姊妹篇?！边@種看法和評價也是與當時我國方志業(yè)務主管部門及老一輩方志專家、學者們的觀點相一致的。
董一博先生1984年在病院里曾先后兩次給我們來信，他說：“經你們設計和組織的這套叢書，十分急需。它不僅是一省一市、一事一時的問題，而是關系著我們中華民族的方志大業(yè)問題?！倍线€親自為《中國地方志詳論》寫下了“為建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方志學、應用方志學和中國方志學發(fā)展史工作積累資料、創(chuàng)造條件” 的題詞。朱士嘉先生
各省的領導和著名專家、學者對各分冊的方志考論也予以了高度重視，紛紛為之撰寫序言或題寫書名。南京大學匡亞明校長在《江蘇方志考》序中寫道：“江蘇則以方志齊全見稱于世，其數量達八百多種約一百余卷，確是一份珍貴遺產。我們一方面要加強各地新志的編纂工作，另一方面要像倪波同志撰著《江蘇方志考》那樣，重視舊志的整理發(fā)掘工作，二者不能偏廢。其目的是用以教育后代，并為振興中華，建設兩個文明提供歷史的和現(xiàn)實的重要依據?！睘槠渌鞣謨宰餍蚧蝾}寫書名者有盧嘉錫、陳雷、黃靜波、林達人、黃壽琪、顧廷龍、施蜇存、周一良、武伯綸、安作璋、秦天真、魏橋、李半黎、郭仲選等先生，他們或是有關省的省領導，或是社會各界的知名人士，對鄉(xiāng)梓文獻如此厚愛，對地方志這宗中華民族文化遺產如此重視，使《中國地方志詳論》叢書的編委會同仁和近百位分冊主編、撰稿者感到莫大的欣慰與鼓舞。大家都表示愿為中國地方志獨立于世界文化典籍之林，繼續(xù)團結協(xié)作，勤奮耕耘，以期做出新的成績。
《中國地方志聯(lián)合目錄》為編撰全國性的方志提要鋪平了道路
上世紀80年代初，我在為地方史志研究組制定的工作規(guī)劃中，就提出了以提要的方式去揭示我國全部地方志的寶藏，即編撰《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的設想。但那將是工程浩大、比較遙遠的事情。當時我國方志的“聯(lián)合目錄”尚在編制中，家底未摸清楚，以何為藍圖去為“總目”做提要?
我們?yōu)榇嗽院艽蟮木匆饣仡櫤涂偨Y方志學大家朱士嘉先生的治學歷程。朱先生畢生用很大一部分時間和精力，是去做一部最完備的全國性方志目錄的工作。他早年為燕京大學圖書館起草《中國地方志備征目》時，王重民先生即對此極為稱許，曾在《(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上加以推薦與介紹；1935年他的《中國地方志綜錄》問世，但距方志規(guī)模全貌尚遠；40年代赴美時仍于志目之學孜孜以求；50～60年代對“綜錄”的兩次修訂、增補；70～80年代全力支持北京天文臺聯(lián)合各地專家、學者為《中國地方志聯(lián)合目錄》的完成而畢其功于一役……他歷經民國和新中國兩個時代、半個多世紀的漫長歲月，才成功在即。朱先生治方志之學，給我們以兩點啟示：一是要堅定信心，以朱先生的不達目的、絕不休止的精神，去編撰《中國地方總目提要》；二是在新的社會條件下，編撰“總目提要”必須調動全國方志學者的積極性、走集體合作的道路，如是方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令人欣喜的是，1985年1月，北京天文臺主編(莊威風、朱士嘉、馮寶琳任總編)的《中國地方志聯(lián)合目錄》終于由中華書局出版。該書對我國190個藏書單位所藏8264種方志做了全面地考察，十分完備地著錄了每種志書的書名、卷數、纂修者、版本、收藏等項，堪稱為一部集中國地方志之大成的工具書，是對我國方志遺產全面的總結。著名歷史文獻學家、方志學家來新夏教授稱該書為當時“所收最完備之地方志目錄，使中國舊志寶藏得以昭示世界。”(見《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1949—1999)》序言)來先生將此書的問世提到方志走向世界的高度來認識，是十分中肯而確切的。而該書出版對于我們的重要意義是，我國方志遺產的全部家底大體上搞清楚了，她為編撰《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在書目控制文獻資源方面鋪平了道路，促進我們將編撰“提要”的方案更快地實施，以朱先生及其他先行者的方志目錄成果為線索，猶如在巨人的肩上再加一塊磚，可以比較順利地實現(xiàn)“總目”提要的目標。
我國方志界的老一輩專家、學者對《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的期望及其對我們的鞭策，成為我們撰寫方志提要的動力。傅振倫先生曾幾次過問過這一構想。他對書目提要的重視程度可謂一以貫之。他一直高度肯定王重民先生及其夫人劉修業(yè)先生編寫、整理《中國善本書提要》的工作，親自為該書撰寫飽含深情的序言；早在上世紀50年代，傅先生就認為“整理舊方志的方法”是“首次把每種志書編成篇目明細索引，再次則編為提要?！?SPAN lang=EN-US>90年代，傅先生為《中國新方志目錄》寫序，還對新志提要深加關注，他深望“編輯中國新方志書錄提要，仿前人目錄學之成規(guī)，將方志書名、記述范圍、編纂經過、體例得失、義例特點、學術價值、內容、珍貴資料與時人評述等項，一一敘入，如此則新志必將為用更宏?！?SPAN lang=EN-US>
在此其間，還有一件令人十分高興的事情。朱士嘉先生在《中國地方志聯(lián)合目錄》編寫告成前后，以年過古稀之高齡，曾籌劃和倡議編制全國方志目錄提要。來新夏教授回憶說：“單一目錄確能有登記圖籍、讀書知津之作用，但并未進入考鏡源流、辨章學術之境地，學者于此頗多致憾。已故方志界耆宿朱士嘉氏曾倡議編制一全國性的《地方志綜合提要》，這不僅使讀者知其書之所在，更能使人讀其提要，得其概貌。揣度其意，似指舊志而言?！?SPAN lang=EN-US>(見《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1949—1999)》序言) 1980年5月，我省學會會刊《圖書館學研究》編輯、后調到吉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任《吉林省志》副總纂的王中明先生赴武漢朱老家中約稿，看到朱老當時正在做地方志提要；1985年，《中國地方志詳論》叢書第一批出版6冊，我們立即呈寄給朱老。朱老于
朱先生和王先生、傅先生一樣，對后學關切殷殷，寄予厚望，這更鞭策我們盡快地將“總目提要”由理想變?yōu)楝F(xiàn)實，使我國方志遺產的全貌以更新的面目展示于世界。
海峽兩岸學者通力合作，編撰、出版《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
《中國地方志聯(lián)合目錄》的出版，老一輩方志學家的期待和呼吁，《中國地方志詳論》叢書各分冊的陸續(xù)問世，促進了《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工程的啟動。我們于1987年末將“總目提要”組稿方案向各省發(fā)出后，在全國得到積極而熱烈地響應?！翱偰刻嵋备魇》葜骶幒妥迦硕嘁浴霸斦摗眳矔鞣謨灾骶幒妥迦藶榛A組成。因情況的變化，有些省份主編有所調整。上海、湖北、甘肅、陜西原分冊主編王啟宇、徐孝宓、周丕顯、高峰先生因病或在此前后不幸病故，遂由許鴻新、吳武才、邵國秀、武復興先生分別接任“總目提要”分主編；山西、福建、江西原分冊主編主動請辭，分別由李裕民、鄭寶謙、劉柏修先生任“總目提要”分主編；廣東、云南、內蒙、湖南、山東新充實黃俊貴、李孝友、忒莫勒、鄒華享和王復興、陳冬生先生，分別與這五省(自治區(qū))原分冊主編共同擔任“總目提要”分主編。
“總目提要”各省份主編中，有來自高校、科研單位的學者，有省級公共圖書館館長，有在圖書館長期從事古籍整理的專家，上述人員約各占三分之一。他們都是在繁忙的教學、科研、圖書館管理和古籍整理工作中，帶領大家去完成任務的。他們大都是上世紀50～60年代的大學文科畢業(yè)生，已在各自的專業(yè)學術領域內做出了不凡的業(yè)績，但共同開啟中華人民共和國方志寶庫的美好愿望將大家聯(lián)系在一起，他們勤奮刻苦治學，不畏艱難地去在茫茫志海中擷取每顆閃閃發(fā)光的驪珠，其中許多感人的往事，至今仍令我無限懷念。
何金文先生，60年代于云南大學歷史系畢業(yè)后，長期在四川省圖書館從事古籍整理工作。組稿“總目提要”時，西藏自治區(qū)圖書館還處于籌建階段，四川館一時也搭不上編撰班子，我專程赴成都求教，何金文先生充分體諒我們的難處，毅然地表示，他可獨自承擔此兩部分的撰稿。他說，自己對方志情有獨鐘，歷年讀志書記下大量札記、筆記，也多屬提要性質，在寫《四川方志考》、《西藏志書述略》時，因側重地區(qū)沿革和方志歷史發(fā)展脈絡，故只選取了所掌握材料的一部分。如根據《中國地方志聯(lián)合目錄》提供的線索，對照省館等方志館藏，補全、核對，重撰條目，這些工作雖然繁難，卻也可以完成。此后，他在給我的信中不無幽默地說：“以‘詳論’為基礎編撰‘提要’乃絢爛之極歸于平淡、由華返樸之舉。川、藏兩省(撰稿)進展神速，水到渠成來日可待，希吾兄放心可也?！绷钗胰f分痛惜的是，畢生鉆研方志之學的金文先生交上這兩部分書稿后不久，即長逝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雖然未來得及親見《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的出版，他長年治學方志付出的心血和勞動卻凝固在這部精品、巨著中，他的名字將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方志寶庫一道永放光彩。甘肅省圖書館周丕顯先生，50年代畢業(yè)于北京大學，與我同系，是我的學長，80 年代即已成為成績斐然的敦煌文獻學專家。當我就《詳論》叢書甘肅分冊向他約稿時，他正負責館內古籍整理，又兼職蘭州大學敦煌文獻課程，工作極其繁忙。但他二話未說，如期著成《甘肅方志述略》一書。當我約稿“總目提要”甘肅部分時，周丕顯學長因身體狀況難以再任，我的北大同班同學邵國秀先生剛剛就任甘肅省圖書館副館長，于此業(yè)務千頭萬緒之際，挺身而出，當仁不讓，挑起了“總目提要”甘肅部分主編的重擔。在“總目提要”各省份主編中，有14位是我在北大的同系學長、同窗或學弟，他們多在各大圖書館擔任要職，工作百忙，但對方志提要的編撰卻一絲不茍，認真負責，人人做到“掛帥又出征”，并團結諸同仁，刻苦地閱讀志書，相互切磋，眾志成城，圓滿地完成了任務。
當年王重民教授在北大圖書館學系的課堂上，對同學們雖然未能專授方志之學，但王先生的愛國主義情操，獻身于古籍、方志研究的敬業(yè)精神，經由他的言傳身教和學術成就，以師生衣缽相傳的關系，潛移默化地感染了我們，影響了我們。如果恩師王重民先生和師母劉修業(yè)先生果有在天之靈，那么今天在天國里，他們能夠親眼看到在《中國善本書提要》及其《補編》旁邊，在他們好友朱士嘉先生、傅振倫先生的方志學成果旁邊，又將有他的眾多弟子們參與其事的《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一書呈獻于面前，則足以笑對和寬慰了。
編撰、出版“總目提要”伊始，就有兩個問題有待于落實。一是編撰者中尚無我國臺灣地區(qū)的同行參與，而臺灣不僅藏有內地的一些稀見方志，且本省方志收藏也很豐富，臺灣方志是《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的有機組成部分，當然是不可或缺的。二是原本考慮將“總目提要”列入計劃的出版社，不同意按已撰成的詞目樣條作審稿依據，他們提出必須通讀、研究該書全部書稿后，再決定是否出版。這勢必拖延時間、曠日持久，甚至使此書難以問世。各省陸續(xù)交來詞條，并與總編組不斷匯總、審改，往返交互進行了四個年頭，我們越發(fā)感到這兩個問題必須解決了。
1992年，我們通過內地赴臺探親的朋友和中國圖書館學會丘東江副秘書長同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系主任胡述兆教授有了聯(lián)系。胡先生是一位飲譽海內外、著述等身的圖書館學家，曾先后任臺灣“中國圖書館學會”理事長、中華圖書資訊學教育學會理事長。上世紀50年代初，他于臺灣大學畢業(yè)后，師從國學耆宿王云五先生，攻讀博士學位；60～70年代赴美留學，凡20年；1976年曾用近一年時間考察、研究美國國會圖書館的中文藏書，并寫出論文《美國國會圖書館中文部之發(fā)展》，此文至今仍被認為有重要參考意義。胡先生是繼王重民、朱士嘉等人之后，同樣重視中華文化典藉在美國乃至在世界上的價值與影響的一位學者，他迅速地做出決定，與內地學者通力合作，海峽兩岸共同編撰、出版《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由于雙方都有弘揚中華民族優(yōu)秀的文化遺產的共識和誠意，都有意盡一份義務，承擔一份責任，使幾年來困擾著我們的兩個問題一朝得以解決。
2003年，當《總目提要》問世7年之后，胡先生在《我的學思行——胡述兆教授回憶錄》(臺北冊府出版社)一書中，飽含深情地、全面而真實地記述了與我們交往合作的這段經歷。他回憶說：“1992年春天的一個下午，有位自長春來臺灣探親的劉鋒先生，突然到我辦公室過訪，說東北有一批專家，正在編寫《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希望與臺灣的學者合作，共同完成此一文化工程，并留下了金恩輝先生的聯(lián)絡地址和電話。在此以前，丘東江先生也曾提及此事，但沒有這次具體。我對中國方志素有興趣，在我美國的博士論文中，專門有一節(jié)討論美國國會圖書館所收藏的中國方志，并曾用英文寫了一篇《Chinese Fang—chih，Fsung—shu and Rare Books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在黨中央研究院《美國研究》上發(fā)表。現(xiàn)在聽到這個消息，馬上引起我的興趣，于是我寫了一封簡函，向金先生索取相關資料。經過雙方數度函件往來，覺得有些事情非當面商談不可，乃決定親自跑一趟長春?！?SPAN lang=EN-US>
“
胡述兆先生在回憶錄中還對《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的價值及其在學術界的影響進行了客觀地敘述。他說：“《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于1996年在臺灣出版問世，全書共有8577條目，都600萬字，分裝三巨冊。這是200多位學者專家，經過八年努力，共同完成的一項重大文化工程，也是海峽兩岸合作的一項具體成果。此一提要系對中國省、府、州、廳、縣、鄉(xiāng)志的存佚、收藏、版本、作者、內容、價值等，作了系統(tǒng)的介紹，同時進行了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研究，每一志為一條目，每一條目的字數自400字至800字不等，平均為700字，堪稱我國地方志自目錄性總結發(fā)展到考評性新階段的重要指標。特別值得一提者，是在附錄中由輔仁大學前文學院院長盧荷生教授所編的《臺灣現(xiàn)藏<本提要>未收方志書名目錄》及《臺灣現(xiàn)藏<本提要>所收方志書名目錄》，對將來輯編中國地方志總錄時，具有重大參考價值。這套提要出版后受到海內外學者專家的一致好評。黨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金耀基博士說：‘這部《提要》被視為是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來又一部大部頭的提要性工具書。不夸大地說，這部《提要》對于研究中國文化的社會科學與人文學者而言，是一項無可比擬的功德與盛舉’。”臺灣大學鄭吉雄教授在《中國方志學的跨世紀展望》一文中說：“方志目錄方面，金恩輝、胡述兆合編《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三巨冊承繼了朱士嘉所開創(chuàng)的方志目錄學傳統(tǒng)，其著作亦甚具參考價值?！贝苏Z恰切地點中了《聯(lián)合目錄》與《總目提要》兩者的關系與學緣。
繼《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即舊志提要)之后，因受到來新夏教授的鼓勵，胡述兆先生又約我合作編撰、出版新志提要，他回憶說：“這部(舊志)《提要》所包含者，以1948年以前的中國方志為限，對1949年以后全國各地的新編方志未能列入，總覺得是件憾事。于是我又與金恩輝教授商量，請他仿照前例，再組織一支編纂隊伍，對1949年至1999年之間的新編方志，撰寫提要，并仍由漢美圖書公司在臺灣印行。適南開大學來新夏教授予看到此書后，也在一處序文中加以鼓勵：‘設二君更能就新編志書數千種撰寫《新志總目提要》，則于方志界將有氣吞包舉之勢，我將為此而馨香禱祝焉’，堪稱‘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增強了我們早日完成此一志業(yè)的決心。經過50多位專家學者3年的努力，一部300多萬字的《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1949～1999)》(即學術界所稱的《新志》)，終于2002年在臺灣出版問世。這部《新志》包含20世紀下半葉的五十年間，中國各省(直轄市、自治區(qū))、市(地區(qū)、自治州、盟)、縣(縣級市、自治縣、旗、區(qū))三級志書，共3402種，附錄中并有臺灣嚴鼎忠君所編的《新編臺灣方志目錄(1945—2000)》及《新編大陸方志目錄》。”
需要說明的是，我國內地自上世紀70年代末掀起盛世修志熱潮，至世紀之末，正值首輪修志工作收尾階段，各省、市、縣三級志書及各類專業(yè)志書于此前后大批問世，故我們所編《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1949—1999)》只反映了全國新志的部分成果。新志《總目提要》的藍圖是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辦公室編、方志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的《中國新編地方志目錄》，該目錄收錄新方志出版時間范圍是70年代末至1999年9月(北京至10月份)，收新志目錄3612種。新志提要的撰稿人主要是國家圖書館地方志家譜文獻中心的十余位先生，他們根據國家圖書館所藏新志，做到親見其書、親撰提要，而成詞條初稿，其中裕、徐蓉津兩位先生出力甚多；而上海、吉林、黑龍江、遼寧等省、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的許鴻新、王中明、柳成棟、孫德昌諸先生，各于本省、市新志詞條也有貢獻；在提供總目組匯總編纂過程中，吉林省圖書館研究館員劉維英、政協(xié)長春市文史委主任徐春范兩位先生作為常務副主編付出了巨大的智慧、心血與勞動，功不可沒。來新夏教授為本書撰寫序言，還與王振鵠先生(臺灣師范大學教授、臺灣“黨中央圖書館”前館長)共同擔任本書總顧問，表達了海峽兩岸老一代學者對我們的一致鼓勵。總之，新志提要全仰來新夏教授的倡導、胡述兆教授的誠意和督辦以及上述各方面學者的鼎力合作，協(xié)同作戰(zhàn)，我雖忝列主編之一，只起了一個擔綱引線作用。
方志目錄和提要的繼續(xù)發(fā)展與利用
我國全國性的方志目錄和方志提要在上世紀80～90年代問世，只能說初步地摸清了中國方志寶藏的家底，大體上完成了中國地方志的目錄性的和考評性的總結。但這遠非問題的結束。使用現(xiàn)成的工具書作為打開方志寶庫的鑰匙，從經濟建設、科學研究角度，多方面地開發(fā)和發(fā)現(xiàn)志書中有珍貴價值的資料，還任重而道遠。方志界、圖書館界和學術各界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一是溝通信息渠道，使科研人員充分而及時地利用新出版的方志工具書。我曾從網上讀到一篇題為《論尹士俍<臺灣志略>的史料價值——以社會經濟史為例》的文章，作者引用尹志中的豐富材料，探討了清代雍、乾時期臺灣民“番”、人口、田賦、稅則·租粟、鹽政等社會問題。此文頗有新意，內容很好，也說明尹志確有較高價值。唯對發(fā)現(xiàn)尹志的報導卻有失所據?！度萃韴蟆?st1:chsdate Year="2003" Month="1" Day="18" IsLunarDate="False" IsROCDate="False" w:st="on">2003年1月18日刊發(fā)了一則《<臺灣志略>存世孤本在大陸發(fā)現(xiàn)》的報導，稱《臺灣志略》“問世后不到20年就散佚湮沒，再也不見蹤影，在后世學人心中留下了一個難解的謎團”，“此書在朱士嘉《中國地方志綜錄》及臺灣‘黨中央圖書館’編《臺灣公藏方志聯(lián)合目錄》中均未記載”，直到作者撰文前才“十分幸運找到了這部塵封湮沒達250載之久的存世孤本?！笔聦嵣?，1985年版的《中國地方志聯(lián)合目錄》和1996年版的《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這兩部工具書對尹纂《臺灣志略》均有記錄，收藏單位都是國家(北京)圖書館。如果研究臺灣史的學者，能讀到《聯(lián)合目錄》或《總目提要》，則此成果或許會提前二十年、十年寫成吧?在當前學術界這種情況并非個例。有的單位只憑一館所藏就斷定某志有無，或只憑《綜錄》，而不知有《聯(lián)合目錄》，只查《聯(lián)合目錄》而不知有《總目提要》，總之不以新出版的方志工具書為起點去治學，難免走彎路，甚至誤了寶貴的時間。我國清代學者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中有言：“目錄之學，學中第一緊要事，必從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人。”可見，溝通信息渠道，使科研人員能充分地利用新出版的方志工具書，是圖書館、方志界、學術界不容忽視的問題。
二是倡議各省、自治區(qū)、直轄市編輯方志的書目解題性、詳論考評性著作。上世紀80年代初，吉林省圖書館曾對收集比較齊全的本省方志資源進行過一項總體性的整理、考評與揭示。我館曹殿舉、陳久仁先生領導社會科學參考部工作人員，聯(lián)合東北師范大學和吉林師范學院(現(xiàn)北華大學)兩校古籍研究所的傅朗云、李澍田等先生，對館藏本省方志進行不厭其煩、不厭其瑣地閱讀和研究，在考察地域沿革和方志發(fā)展歷史的基礎上，為每一部志書撰寫了書目解題，其中對修纂者生平、志書修纂過程、篇目及內容、志書的歷史價值及現(xiàn)實意義，版本和收藏單位等考評尤詳。后這批成果由曹殿舉先生主編，匯編成專著《吉林方志大全》，于吉林人民出版1989年7月出版。
《吉林方志大全》在編著過程中，曾供《中國地方志詳論》叢書吉林分冊和《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吉林省》條目撰寫時參考，之所以單獨出版而未列入《詳論》叢書之一，是因其篇幅太長。該書收舊志142種，每志一文，文長者達一、二萬字，平均每文也在5000字以上，共95萬余字。吉林是方志資源的小省，還不到全國方志總數的百分之二，一些縣志出現(xiàn)較晚，多體單例孤，無法與中原、南方方志大省豐富的內容相比。當時如果按《吉林方志大全》的體例和規(guī)模去各省組稿，《中國地方志詳論》叢書就得有幾千萬字、甚至上億字的文字量，不僅出版困難，一些省的成稿時間，也不是三、五年，而是二、三十年，乃至更長?！洞笕纷鳛橐徊繒拷忸}性、考評性的專著，要求盡可能詳盡地揭示方志內容；《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吉林省》的條目，則是按照方志工具書的編撰體例，對每篇考評文章加以簡縮，力求用凝煉的語言概括地揭示方志的主要項目。兩者具有不同的功能與使用價值。這種關系與聯(lián)系恰如《四庫全書總目》之于《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近年來一些省、自治區(qū)、直轄市的學者在已有的方志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繼續(xù)將研究方志目錄的工作發(fā)展，向著編著比《詳論》叢書各分冊更充實、更完備的書目解題著作的目標努力。這方面的專著，我所了解到的就有忒莫勒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內蒙古方志考述》(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8年)、張新民編著《貴州地方志考稿》(比利時國立根特大學漢學中心，1992年用中文出版)等十余種，此皆為方志書目解題著作之雛型；其中以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編(市志辦副主任姚金祥先生主編)的《上海方志提要》較為完備，該志系統(tǒng)地收集了上海地區(qū)從南宋紹熙年間至2004年底新舊方志1261種，并一一為之做了提要、解題。
近日我在臺灣“黨中央圖書館”分館館刊第6卷第1期上讀到旅美學者、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貴圖書部門主管沈津先生所寫《其始也簡，其畢也巨——介紹<臺灣文獻書目解題>》一文，從中得知該分館所編《臺灣文獻書目解題》業(yè)已出版，其中第一種即為吳文星、高志彬先生主編的方志類，收臺灣歷代自一統(tǒng)志以下各級直至鎮(zhèn)、街、鄉(xiāng)士志書共292種，對每志“所述不避其細”，“是內容更為詳細、資料更豐富的名副其實的解題”，有的介紹長達七、八千字。我雖未能親閱其書，但依沈文所述該書似與《吉林方志大全》屬于同類性質著作，皆系秉承《四庫全書總目》解題傳統(tǒng)之要旨，而與《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中國地方志聯(lián)合目錄》等大型的全國性的方志工具書相得益彰，各以其特色與功能服務和方便廣大讀者利用，助益于志壇與學林。我認為，對方志遺產的總結與揭示，不能停止在《中國地方志詳論》叢書那一階段粗線條勾勒式的考評，必須向深層次發(fā)展，故倡議和呼吁各省、自治區(qū)、直轄市方志界、學術界和有關圖書館的學者，團結合作，繼續(xù)努力，爭取都能編輯出一部關于本省方志的書目解題性和詳論考評性著作。
三是《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舊志提要)的補充與修訂問題。《總目提要》以《中國地方志聯(lián)合目錄》的標準和范圍共收錄方志8577種，比《聯(lián)合目錄》的8264種多出313種，在撰寫每一條目時，《聯(lián)合目錄》著錄中的某些差誤也得到了糾正，因之《總目提要》同時也具備了最新的全國性的方志目錄的功能。但是，如同《聯(lián)合目錄》一樣，《總目提要》還只是接近于而不能說是我國方志全部的實際數量，《總目提要》比《聯(lián)合目錄》多出313種，并非《聯(lián)合目錄》加上313種等于《總目提要》種數這種簡單的加減關系，因為《總目提要》的每一條目皆以撰者親閱其志為原則，故《聯(lián)合目錄》著錄的志書，因未經親閱也不列人《總目提要》條目，如個別稀見方志，《聯(lián)合目錄》雖已著錄，因藏美國國會圖書館而國內未見其書就不立其目，反之，《聯(lián)合目錄》沒有著錄的方志，而為《總目提要》編撰時親見，則必立其目?？梢?，僅這313種之差距，就有增加我國方志總數的空間，何況隨著時間的推移，必將有新發(fā)現(xiàn)的志書問世，有人說我國方志遺產總數不會少于9000種，可能還是保守的估計。《總目提要》對纂修者、版本等項著錄，尤其于志書評價及志書中重要資料價值的概括，在一些條目中出現(xiàn)差誤或失當所在難免。我希望各省、自治區(qū)、直轄市圖書館、方志界的有心人平時能將新發(fā)現(xiàn)的方志或志書中的重要材料隨時披露于報刊，并記載、保存、積累起來，以便在適當時機，條件成熟，集中而形成《總目提要》的補充與修訂本。
我的希望與建議
新中國的方志事業(yè)，成績令世界矚目，目前正處在第一輪修志工作基本結束，第二輪修志工作全面鋪開的重要階段。與此同步，對舊志的整理與研究、開發(fā)與利用也應繼續(xù)闊步走向世界。
時代發(fā)展變化了，再去動員大量人力，編撰《中國地方志聯(lián)合目錄》、《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這種大型著作也不太現(xiàn)實了。我認為，就整體而言，舊志寶庫已經發(fā)展到全面開發(fā)和利用階段。這種開發(fā)與利用方興未艾，要走向世界，必須大力地開發(fā)。如何開發(fā)呢?應該象宣傳文物發(fā)現(xiàn)、考古發(fā)掘那樣，宣傳新發(fā)現(xiàn)的方志和利用舊志中重要材料而取得的成果，這就是一種開發(fā)。
我想起了劉修業(yè)先生前研究《西游記》及其作者吳承恩時的情景。上世紀20～30年代，魯迅、胡適等人曾根據明代天啟《淮安府志》等書的記載，明確吳承恩是淮安人。劉修業(yè)先生依該志卷十九“藝文淮安文目”吳承恩條目下所記吳著有《射陽集》、《春秋列傳》等書的線索，廣輯史料、多方考證，又反復與有關方志中的材料相參照，陸續(xù)地撰成《吳承恩年譜》、《吳承恩交游考》、《吳承恩詩文集序跋輯錄》、《吳承恩詩文事跡輯錄》等，直到后來著成《吳承恩傳》這樣重要著作。至今仍有人贊許劉先生說：“研究吳承恩的工作雖然起自魯迅、胡適等人，但做得最細最有成效的，當首推劉修業(yè)先生。”根據方志證明吳承恩是淮安人，又根據方志提供的線索，查閱、研究資料，取得科學成果，這就是對方志資源的開發(fā)、利用，應該宣傳，這會吸引各行各業(yè)的人都來利用方志、開發(fā)方志資源。在方志資源開發(fā)利用這個問題上，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辦公室和各圖書館應該像發(fā)現(xiàn)礦藏那樣，通過一個專門的刊物披露開發(fā)利用方志資源的消息，讓社會公眾知道有什么事，又在地方志中發(fā)現(xiàn)了等等。
我還希望有更多的方志資料專題性類編問世。如歷史上許多愛國愛鄉(xiāng)并誓死保衛(wèi)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物事跡，彰顯各種人物身上中華傳統(tǒng)美德的故事等等，都可以選擇其中精華部分編撰成書，作為對青年一代進行文明教育和鄉(xiāng)土文化教育的參考。還要繼續(xù)編纂《中國方志人物傳記索引》?，F(xiàn)在已經做出很多成果了，朱士嘉先生就編有《宋元方志傳記索引》。遼、吉、黑三省圖書館分工合編的《東北方志人物傳記資料索引》早已經出版。東北三省方志人物傳記資料索引條目達90807人，全國有方志8000多種，東北三省的省、地、縣三級志書僅300余種，按此比例估算，全國方志中有傳記的人物少說也有200多萬人。古往今來如此眾多的人物，有名、有姓、有出身、有履歷、有主要事跡，是一筆非常大的財富，非常有必要進行開發(fā)。這對世界也是很大的貢獻。
最后我向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及辦公室提出兩點建議：一是為圖書館的地方志立法。根據我國文物保護法總則規(guī)定，歷史上各時代的重要文獻資料及有價值的圖書資料應作為文物來管理。我認為地方志是歷代典籍中的一個特殊類別，不論其是否為善本、珍本書，皆應按文物保護法實行分級保護。如有丟失，要追究當事人的責任。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及辦公室應從專業(yè)領導的角度，要求各級圖書館將館藏方志登記注冊單獨上報，在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辦公室備案；發(fā)現(xiàn)一部就注冊一部，如有減少就追究原因?！吨袊胤街韭?lián)合目錄》中著錄的方志，有些在編撰《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時就因佚失而未能收入，兩書時距才幾年時間，根據這種情況估計，現(xiàn)在比《總目提要》問世時，舊志的損失可能有一個百分點。
二是建議繼承歷代修一統(tǒng)志的傳統(tǒng)，編纂《中華全志》。我認為現(xiàn)在時機業(yè)已成熟。內地首輪修志已出版了6000多部新志，臺灣60年間也編撰多種新志。這都是編纂《中華全志》的基礎。2004年通過了《反分裂國家法》，這部法律是以今天預示明天，對國家未來發(fā)展具有戰(zhàn)略意義；《中華全志》則是以今天回顧昨天，自古以來只有一個中國，海峽兩岸同胞有責任在新世紀之初．對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發(fā)展的歷史作一個總結。在聯(lián)合編撰、出版《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過程中，我深深地感到海峽兩岸的學者對一個中國這一根本原則的共識與確認。隨著兩岸經濟、文化等交流與合作進一步發(fā)展，三通朝著直接、雙向、全面的方向積極地進行，更多臺灣同胞來內地參加尋根祭祖活動，兩岸同胞增進相互理解，感情更加密切，一部《中華全志》會成為海峽兩岸的中國人民和海外僑胞共同的心聲。我認為此事應該由國地方志指導小組作為發(fā)起單位，來全面推動，以期促成。我的匯報到此結束。
（此文系作者在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辦公室2005年12月22日召開的座談會上的發(fā)言，《中國地方志》2006年第5期刊載，有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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