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天主教的傳入與發(fā)展
唐貞觀年間（627—649年），基督教的一個分支景教傳入中國，傳教士阿羅本來到西安，唐太宗下諭準許他到各地傳教，并撥款修寺，度僧21人，隨后大批波斯教士來華傳教。以后經(jīng)過200余年的發(fā)展，景教在中國廣泛傳播。后因政權更迭，唐朝統(tǒng)治者對景教的態(tài)度發(fā)生變化，景教喪失依靠，景教教士多被遣送回國。習慣稱景教在中國的傳播為基督教的第一次傳入。
景教在中國內(nèi)地逐漸消亡后，在中亞和中國北方的蒙古、回紇民族中仍然傳播著。宋、元時期，蒙古的克烈、乃蠻、蔑里乞、汪古等部落均信仰景教。克烈部約20萬人在北宋已皈依景教，回紇人先信奉摩尼教，后來也改信景教。
一、元朝時期天主教
蒙古帝國興起后，蒙古大軍的西征從亞洲的一端開辟了一條寬闊的道路，他們把這條大道開放給商人和傳教士，使東方和西方在經(jīng)濟上和精神上進行交流成為可能。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汗八里（即北京）設景教主教，教士享有各種特權。元至順元年（1330年），教徒發(fā)展到3萬。同時，羅馬天主教也傳入中國。
蒙古語稱包括景教、天主教在內(nèi)的基督教為“也里可溫”教。最先來華的天主教傳教士是意大利人方濟各會士柏朗嘉賓。元乃馬真后四年（1245年），他同方濟各會士波蘭人本篤經(jīng)基輔到和林（今烏蘭巴托市境內(nèi)），參加貴由汗的登基大典。他們這次出使的目的在于勸說蒙古人的君王接受洗禮，并和基督教國家建立盟邦關系。但是，這個打算未能如愿。柏朗嘉賓留下一本以《蒙古史》為名的拉丁文游記，后人評論說，這是“有關蒙古人的第一部拉丁文著作，其可靠性和明確程度方面在一段相當長時間內(nèi)，一直是首屈一指和無可媲美的”。
元代蓮花座十字架（四子王旗出土） 元代鶴座十字架（四子王旗出土）
后來教皇還派過別的使節(jié)，一次為方濟各會士老倫葡萄牙，一次為多明我會士杏山倫。目的在勸說蒙古人皈依天主教，停止向西進攻，但是結果一樣亦非如所愿。
元定宗三年（1248年），法國國王圣類思領兵十字軍東征，當年有蒙古大將派遣瑪利法·達味與馬爾谷2人持有璽書請見法王。璽書的大意是愿率蒙古兵相助，恢復耶路撒冷圣城。從2人的名字，可以斷定他們是基督教徒。
元憲宗三年（1248年），奉法國國王路易九世派遣，方濟各會士羅伯魯出使蒙古。羅伯魯發(fā)現(xiàn)在蒙古人的宮廷內(nèi)有很多基督徒，而且可汗也信基督教，同時，蒙古地區(qū)還有不少虜自歐洲的男女教徒。
真正在蒙古地區(qū)傳教和建立教會的是蒙高維諾（1247—1328年），他是一位方濟各會士，意大利人。
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年），元世祖忽必烈讓馬可·波羅的父親與叔父帶信請教皇派100名傳教士到中國。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教皇尼古拉四世命蒙高維諾出使中國。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蒙高維諾來到大都，受到朝廷的熱情接待，允許他在大都傳教。在以后的幾年中教廷雖然常能收到蒙古境內(nèi)其他地方方濟各會士的報告，唯獨蒙高維諾音信全無。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教廷忽然收到蒙高維諾的來信，這封信寫于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年）。信中說，他在汗八里（北京）建立了3座教堂，已發(fā)展教徒6000余人。他還收養(yǎng)了40名1歲～11歲的幼童，教他們學習拉丁文和教會禮儀，又組織圣詩隊，并將《新約》及《舊約圣詠》譯成方言，不過沒說是蒙古文或維吾爾文。
在信中蒙高維諾還說，他勸化汪古部高唐王闊里吉思放棄景教皈依天主教，并在那里建造了教堂。汪古部分布在河套地區(qū)五原縣及包頭鎮(zhèn)諸地。
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羅馬教廷特設汗八里（北京）為遠東總教區(qū)，并委任蒙高維諾為總主教，統(tǒng)轄中國各地的教務。遠東總教區(qū)也歸蒙高維諾領導，非重大事務，不需請示教宗，只需承認教宗為教會領袖。
元泰定五年（1328年），蒙高維諾在中國傳教30余年后在北京逝世，享年81歲。后來，隨著元代的滅亡，天主教在中國也逐漸消亡。
13世紀，中國景教出現(xiàn)了兩位著名人物。一位是巴掃馬，他在元太祖二十年（1225年）出生于北京，其父親是景教的視察員。巴掃馬30歲時入隱修院，后來在北京城外山洞里過著隱士的生活。另一名是馬可斯，元乃馬真后四年（1245年）生于山西霍山，其父為景教主教。馬可斯有志隱修，拜巴掃馬為師。
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他倆決心到耶路撒冷朝圣，西行中在馬拉加城取得聶斯脫里派宗主教馬屯哈的介紹信，前往巴勒斯坦。在敘利亞北部遭遇戰(zhàn)爭，不能前往。元至元十七年（1280年），馬屯哈委任馬可斯為駐中國的契丹總主教，而巴掃馬為總視察員。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在回國的途中聽說馬屯哈去世，他們折回去送葬。在選舉繼任總主教時，各地主教竟一致推舉馬可斯為“東方教會宗主教”。
巴掃馬受蒙古統(tǒng)治波斯的阿魯渾王之命，聯(lián)絡歐洲各國與教廷收復圣城耶路撒冷。他晉見了法國國王腓力四世與英國國王愛德華一世。英王請求巴掃馬給他用景教禮儀領圣體。巴掃馬來到羅馬，受到歡迎，教宗也請巴掃馬按景教禮儀給他領圣體。巴掃馬也參加了教宗主持的天主教彌撒。巴掃馬還向教宗請求赦罪，并領了圣體。
元大德八年（1304年），馬可斯在他給教宗的信中承認“羅馬教宗為全世界基督徒之父，圣伯多祿的繼承者”。但是在教會事務方面，這位宗主教一直獨立于羅馬。
民國16年（1927年），西北科學考察團在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達爾罕茂明安聯(lián)合旗白靈廟附近發(fā)現(xiàn)了敖倫蘇木古城遺址。后來在城內(nèi)發(fā)現(xiàn)了一座教堂遺址和幾塊墓石，從墓石的銘文看得出，闊里吉思皈依天主教后，還建造了一座壯觀的教堂。這座教堂距今至少已有700年的歷史。
二、明清時期天主教
15世紀以后，隨著社會經(jīng)濟與航海事業(yè)的發(fā)展，天主教的海外傳教活動也迅速展開。此間第一個來華的傳教士是西班牙人，耶穌會士方濟各·沙勿略。他本想進入中國內(nèi)地傳教，但未能如愿，死于廣東臺山縣上川島。較早進入中國的傳教士是耶穌會士范禮安、羅明堅與利瑪竇。他們不僅精通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在傳教中也尊重中國的禮俗民情。繼利瑪竇又有龍華民、湯若望、南懷仁、畢方濟、艾儒略、閔明我、徐日升、張誠、郎世寧等來華傳教。來華的傳教士大多是飽學之士，博通古今。一方面“西學東漸”，如金尼閣來華時帶來“西書七千部”，把西方的數(shù)學、天文學、物理學、哲學等傳入中國，對中國的傳統(tǒng)思想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另一方面在“中學西傳”上起到了重大作用?！洞髮W》《中庸》《論語》《詩經(jīng)》《禮記》《易經(jīng)》《道德經(jīng)》《孟子》等許多中國著作，都有西文譯本。不少的傳教士在朝廷任職，并得到寵信重用。南明皇室中包括皇太后、皇后、皇妃、皇太子、太監(jiān)都成了天主教徒。文人仕士學者中是天主教徒的大有人在，其中比較有名的是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他們被稱為早期天主教的三大柱石。清康熙六年（1667年），全國共有教徒27萬多，耶穌會所屬信徒超過25萬。當時的宮廷中有不少的人信教。
歷史上稱這次為天主教的第三次傳入。
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教廷任命羅文藻為主教，這是中國天主教會的第一任國籍主教。
到了清康熙年間，天主教內(nèi)發(fā)生了“禮儀之爭”。羅馬教皇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禁止中國天主教徒祭祖祭孔。清康熙皇帝于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發(fā)布了禁止天主教傳教的諭令。
禮儀之爭主要是圍繞關于“天主”的譯名與祭祖、祭孔展開的。利瑪竇等耶穌會士對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表示理解、尊重與認可。他們用儒家經(jīng)典著作詮釋天主教的宗教觀念。比如證明天主教信仰的神（Deus），就是中國先賢所稱的“天”和“上帝”，于是他們把神，即拉丁語的Deus譯作“天主”“上帝”或“天”，又認為中國傳統(tǒng)的祭祖，是表達對先人的懷念，只是習俗而不是宗教信仰，與天主教的十誡中的孝敬父母是一致的；祭孔是知識分子對老師的敬重。利瑪竇的解釋博得儒士們的贊同，對傳教事業(yè)起了很好的作用。利瑪竇的主張，生前沒有遭到反對。
利瑪竇
后人對羅馬教廷在中國的“禮儀之爭”中所持態(tài)度批評為“保守”“僵化”。教廷的態(tài)度與當時歐洲的政治、宗教背景有關。宗教改革對天主教造成了巨大的沖擊。為了鞏固教會，在教義教理審查方面力求從嚴；必須對教會進行整頓與清理；不能容忍耶穌會士對中國文化的妥協(xié)，以免產(chǎn)生新的異端。正因如此，有人認為中國的禮儀之爭是歐洲內(nèi)部宗教爭論的延伸。中國天主教歷史學家方豪對禮儀之爭有獨特的看法，他認為，耶穌會與多明我會、方濟各會本來就有神學上的分歧，而且在中國的不同地區(qū)開展傳教工作。耶穌會士主要在城市，主要與士大夫及官吏周旋，這些人比較理性，所以禮儀中的迷信色彩較少；而多明我會與方濟各會主要在下層居民中傳道，民間宗教盛行，禮儀自然迷信色彩較濃。由此得出不同的結論也是必然的。
所以禁教，一方面是由于禮儀之爭，另一方面是因為朝廷內(nèi)部的斗爭。教會接近皇九子及其支持者蘇奴父子，引起清康熙的繼任人雍正的嫉恨，故雍正采取更加嚴厲的禁教政策。
此外，天主教是外來宗教，又不容易被同化，也引起當政者的警戒。雍正曾對朗世寧等教士說：“教徒只認識你們，一旦邊境有爭，百姓唯爾等之命是從，現(xiàn)在雖然不必顧慮及此，但等到萬千戰(zhàn)艦來我海岸之時，則禍患就大了?！?SPAN lang=EN-US>
由于禁教，教會的發(fā)展受到很大的影響。到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教徒由30萬降至15萬，北方只剩下5000人，傳教士從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的107位降至清嘉慶六年（1801年）的31位。不少城市與內(nèi)地的教徒轉(zhuǎn)移到農(nóng)村，特別是偏遠、人口稀少的農(nóng)村。張家口市以北百余里的西灣子，就是這樣一處天主教徒聚居的地方。它是內(nèi)蒙古地區(qū)天主教傳播的發(fā)源地。
三、遣使會在內(nèi)蒙古
由于法國國王路易十八的復辟，法國教會得到恢復和振興，這個教會表現(xiàn)其宗教熱忱的方法之一就是加速發(fā)展其海外傳教?！斑@些傳教活動和政府間并沒有關系，而是由在經(jīng)濟上與政府有聯(lián)系的傳教會所推動；除了遣使會外，巴黎外方傳教會、耶穌會都擴大或重新開始在中國的傳教活動”。
法國遣使會孟振生就是在這種宗教與民族熱潮中于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七月來到蒙古境內(nèi)的西灣子（現(xiàn)屬河北省崇禮縣）。
孟振生先在澳門學習中文，又蓄起胡須，留長了頭發(fā)，穿著中式服裝。他在赴北京的途中，裝成病人，頭上包著布，在旅店總是面墻而睡。他潛入北京后，在京的傳教士說他的行動是非常不明智的，一旦敗露，就可能引發(fā)新的教案。于是令他趕快起程前往蒙古地區(qū)，那里有一個法國遣使會的傳教點。因為那里人煙稀少，又十分偏僻，是個比較安全的地方。
西灣子是個歷史悠久的天主教徒村莊。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前后，這里已有一家姓張的教徒。清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皇帝下詔書，外國傳教士不能自由傳教，不過中國籍的傳教士可以不受限制。一直到清道光九年（1829年），傳教士來西灣子只送彌撒，或暫時休養(yǎng)。
清嘉慶、道光年間，教禁更加嚴厲，在北京的外國教士被驅(qū)逐到澳門，中國籍傳教士的活動也被查禁。此時中國籍傳教士薛瑪竇逃離北京，西灣子教徒請他去西灣子。
薛瑪竇是遣使會會士，祖籍江西，生于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左右。他自我引薦，找到在北京的遣使會，請求接納。清嘉慶十二年（1807年）三月九日，誓發(fā)圣愿，后祝圣為司鐸。他對內(nèi)蒙古天主教的發(fā)展起了重要作用。
清道光九年（1829年），薛司鐸偕同李修士及修道院的8名修生來到蒙古地區(qū)的西灣子。薛司鐸在蒙古地區(qū)開辦了第一所修道院。同時，他還創(chuàng)辦了男女學校，在他去世前，女校有60余名學生。他曾派當?shù)匾晃唤朽嵄５摰那嗄赀M修道院，且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七月二十九日在馬尼拉晉鐸。鄭保祿是蒙古地區(qū)第一位晉升鐸品的中國人。
薛瑪竇初到西灣子時，那里有教徒300余名，幾年后增加到676名，西灣子村幾乎全成了教徒。
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九月六日，薛瑪竇逝于西灣子。
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法國遣使會會士秦司鐸來西灣子學習中文。不久，他去興和縣送圣事，路上遇見不少的蒙古人。從此，他開始跟喇嘛學習蒙古話。后來教蒙古語的兩位喇嘛改變了原有的觀念，反倒成了秦司鐸的徒弟。
第一位蒙古族司鐸鳳伯多祿（182—1893年）
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25歲的喇嘛領洗入教，教名為保祿。第二年，另一位喇嘛也領洗入教，教名為伯多祿。伯多祿姓鳳，他曾與秦司鐸一起把要理與經(jīng)文譯成蒙古文。鳳伯多祿于清咸豐四年（1854年）晉升鐸品，他是第一位蒙古籍司鐸。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秦司鐸來到歸化城，試圖勸說那里的喇嘛入教。不過沒有什么效果。同時另一位名叫古伯察的法國遣使會會士也來到西灣子，秦、古二人決心勸化蒙古人皈依。由于勸化無效，他們認為要想勸化蒙古人，應先勸化西藏人，因為蒙古人的信仰來自西藏，西藏人皈依必然使蒙古人皈依。于是他們決定到拉薩開教。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秦、古二人在桑達欽巴的帶領下進入西藏，在拉薩住了4個星期。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二月二十六日，他們3人被清政府官員琦善驅(qū)逐，押送到澳門。秦、古2人都留在澳門，桑達欽巴從澳門回到西灣子。
桑達欽巴（1816—1900年）
桑達欽巴原籍青海省西寧縣三川人，他在當向?qū)?、翻譯之前，先后在西寧、北京當過喇嘛。后來成為天主教徒，秦司鐸為他付洗，教名約翰。清同治八年（1869年），司各特傳教士聘用他在西灣子與岱海兩地，為幾個蒙古族寡婦與嫁給漢人的蒙古婦女講授天主教要理。后來桑達欽巴與西灣子漢族天主教徒結婚，但沒有子女。
桑達欽巴是第三位加入天主教會的喇嘛，一般史書中多提前兩位而忽略了更重要的這一位。桑達欽巴是藏族，在舉家遷到鄂托克旗后加入了蒙古籍，他精通藏、蒙、漢以及法語?，F(xiàn)在鄂爾多斯鄂托克旗仍有桑達欽巴家族的不少后人。
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八月十四日，羅馬教廷劃滿洲、遼東、蒙古三地為一個教區(qū)，指定巴黎外方傳教會管理。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教廷派四川方濟各主教為代牧。12月，羅馬教廷將蒙古劃為一個單獨教區(qū)，委任孟振生為代牧主教。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七月二十五日，孟振生在山西紅溝子被祝圣為主教。當時蒙古教區(qū)的邊界南以長城為界，東以關東三省為界。那時蒙古教區(qū)已有3座大教堂，東為苦力吐，中為西灣子，西為小東溝。
當時這個教區(qū)有19位修生，不到6000名教友，外籍傳教士4人，他們是戴、梁、廉、白司鐸；中國司鐸有：鄭保祿、趙瑪?shù)軄?、吳味增爵及第一位蒙古族神父鳳伯多祿。教區(qū)地域遼闊，教友分散，東起西灣子，西到歸化城；北起四子王旗后壩，南至涼城縣岱海。除過西灣子，很少有超過百人的教友村莊，大多數(shù)教友村不過是3家～5家。因此，為照顧教徒的宗教生活，傳教士只能巡回看望他們，并無固定居住之地。由于傳教士人數(shù)少，教徒居住分散，司鐸們很重視培養(yǎng)傳教先生。各率傳教先生若干人，分頭巡行各村，看望教友，施行圣事。當時傳教的力量，主要是中國司鐸及本地的傳教先生。
1906年初，在中蒙古教區(qū)的中國籍神父
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四月，羅馬教廷委派孟振生管理北京教區(qū)，同時兼任蒙古教區(qū)代牧。由于管轄地域遼闊，孟振生推薦孔司鐸為蒙古教區(qū)副主教。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七月，孟主教主持祝圣孔主教的大典。清咸豐七年（1857年）九月孔副主教獲準成為蒙古教區(qū)的正權主教。
孔主教領受鳳伯多祿的終傅后，于清咸豐九年（1859年）五月在苦力吐逝世。后來戴濟世晉升為副主教，繼續(xù)代理該教區(qū)。清同治四年（1865年）九月，戴司鐸到上海接受新的職務，白振鐸神父成為代權司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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