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方志的起源（四）
七、方志起源于兩漢之地記說
持此觀點的學者認為，探索方志起源不能離開時代背景，即方志是在需要及可能的歷史條件下產(chǎn)生的。任何一種著作體裁，應(yīng)當說都是應(yīng)社會需要而產(chǎn)生的，方志自然也不例外。方志的名稱，較早時候，史家多稱為“郡書”“郡國之書”“郡國地志”等，這就說明，它是記載以地方行政區(qū)劃郡縣為范圍的一種著作。后來的發(fā)展，也正是沿著這樣的方向，所以隨著行政區(qū)劃的變動，就有府志、州志這一類名稱。眾所周知，郡縣制度是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以后才在全國確立推行的。既然如此，那么在郡縣制度尚未確立之前，自然就不可能產(chǎn)生反映這種制度的著作。因此，方志這一著作形式是在一定的歷史背景下產(chǎn)生的。
首先，戰(zhàn)國時期歷史觀由重天命敬鬼神向重人事的變化，促使人物傳記的產(chǎn)生，《史記》的誕生直接推動著人物傳記的發(fā)展。人物傳記乃是方志著作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這種人物傳到司馬遷著作《史記》時才創(chuàng)立，先秦史書中雖敘述了各種不同人物，但作為人物傳的形式當時并沒有產(chǎn)生?！妒酚洝返恼Q生在我國史學史上和文學史上均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它的影響下，劉向首先寫出了獨立的傳記著作《列女傳》。此后，脫離正史，專寫人物傳記的風氣從而逐漸盛行起來。特別是到了東漢、三國以后，更是非常發(fā)達，并出現(xiàn)了分類傳記，如《高士傳》《高僧傳》《逸士傳》等，分地域的傳記，如《襄陽耆舊記》《會稽先賢傳》《汝南先賢傳》等。這就為方志的產(chǎn)生創(chuàng)造了條件。這些地方性的人物傳記，與專記一方風土的地理著作相會合，便產(chǎn)生了最早的方志——地記。
其次，兩漢魏晉的選舉制度促使著人物傳記的盛行。早在西漢初年，封建統(tǒng)治者為了選拔官吏，就已采取了由郡國舉薦賢良方正的措施。到了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逐漸形成漢代選拔官吏的察舉制度。后來這種察舉制度一般都以郡國名士主持的鄉(xiāng)閭評議為主要根據(jù)，并形成一種社會風氣。魏晉以來，各朝則又相繼實行九品中正制，這種制度實際上是漢代察舉制的發(fā)展。無論察舉制還是九品中正制，都是封建統(tǒng)治者用以選拔人才的制度，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對被選拔的士人都要進行一番評論。既然政治上盛行對人物的評論，就必然直接影響到史學上也注重褒貶人物的風氣。
再次，地方經(jīng)濟的發(fā)展和地方勢力的強大是產(chǎn)生地記的社會基礎(chǔ)和政治條件。在西漢時期，許多豪族地主便大肆兼并土地，橫行鄉(xiāng)里。到了西漢后期，許多豪族地主占有土地以后，便采用莊園的經(jīng)營方式，東漢開始以后，這種莊園形式便逐漸在各地建立起來。這些豪族地主，當他們經(jīng)濟力量非常雄厚以后，便進而要取得政治權(quán)力以保持其既得的經(jīng)濟地位。于是他們便利用察舉選官這一制度，相互勾結(jié)，互相標榜，相互推薦親屬故舊，這樣勢必要制造輿論，需要地方性的著作來為其服務(wù)，“地記”就是在這種形勢下應(yīng)時而生。特別是到了“選舉而論族姓閥閱”“貢薦則必閥閱為前”的時候，宣揚顯赫的家世、打出祖先的旗號，就更加顯得重要了。所以各地都有所謂“先賢傳”“耆舊記”“風俗傳”之類的著作出現(xiàn)。開始時也許就是人物傳記，但不久便與專記一方風土的地理相會合，這便是最早的方志，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方志的雛形——地記。當然，這種“地記”，有的是稱“某地記”，有的則仍舊稱傳，如《南陽風俗傳》《關(guān)東風俗傳》等，自然不能把它們看作單純的人物傳記。[28]
由地方性的人物傳記與地方性的地理著作相匯合而形成了地記，這就是方志發(fā)展的早期形式。當然，在最初的時候，人們對于名稱并不大注意，因此有的稱志，有的稱傳，有的稱記，有的稱錄，也有的稱圖經(jīng)，名稱并不統(tǒng)一。但從后來發(fā)展趨勢看，稱記者為多，稱志者也不少，如《陳留志》《南中志》《豫章舊志》等，不過這種志，是與記的意思一樣，就是記事的意思?？磥硇纬?/span>“方志”這個專有名稱，還是有一個相當?shù)臍v史過程的。盡管當時出現(xiàn)的名稱不一，但這種地記的內(nèi)容，不外乎都有山脈河流、地理沿革、風土人情、人物傳記等方面的內(nèi)容。[29]
另有學者指出：方志之名始見于《周禮》。《周禮·春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據(jù)鄭氏解釋，“志者記也，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梼杌》”。其實這些都是一國的史書，和后來的方志不盡相同，較為具體的，則是《后漢書·西域傳》中所提出的“二漢方志”。當時不僅有方志名稱，而且方志的著作也是相當?shù)姆倍嗔恕，F(xiàn)在傳世的尚有《三輔黃圖》和《三秦記》等，雖屬輯本，但大體可見一斑。[30]
上述學者關(guān)于方志起源的論述雖不盡一致，但大體上主張方志起源于兩漢或漢魏時期，并在否定方志起源于《周官》這一點上達成一致。
方志究竟起源于何時，目前學術(shù)界尚未形成統(tǒng)一認識，有待于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注釋：
[1]參見劉緯毅：《中國地方志》，新華出版社，1991年，第19～23頁。
[2]（北宋）司馬光：《河南志·序》，《司馬溫公傳家集》卷六十八。
[3]《夏官司馬》下，《周禮》卷八。
[4]《地官司徒》下，《周禮》卷四。
[5]《地官司徒》下，《周禮·鄭氏注》卷四。
[6]《地官司徒》下，《周禮》卷四。
[7]《地官司徒》下，《周禮·鄭氏注》卷四。
[8]《文史通義》外篇一，《方志立三書議》。
[9]參見王德恒、許明輝、賈輝銘：《中國方志學》，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1994年，第1～3頁。
[10]《中國近三百年學術(shù)史》十五，《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3）。
[11]參見倉修良：《方志學通論》，齊魯書社，1990年，第25～26頁。
[12]參見（唐）李吉甫纂《元和郡縣圖志》卷首，目錄。
[13]參見（北宋）王存纂《元豐九域志》卷首，目錄。
[14]（南宋）王應(yīng)麟輯《玉?！肪淼谑?，地理，元豐郡縣志。
[15]參見黃葦?shù)龋骸斗街緦W》，復(fù)旦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97頁。
[16]參見黃葦?shù)龋骸斗街緦W》，復(fù)旦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95～99頁。
[17]（清）洪亮吉：《新修澄城縣志·序》，清乾隆《澄城縣志》卷二十，序錄十八。
[18]（清）廖寅：《?？慈A陽國志〉序》。
[19]傅振倫：《中國方志學通論》第十二章，《越絕書》與《華陽國志》。
[20]李泰棻：《方志學》第一章，概論。
[21]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第二編，第246頁。
[22]參見黃葦?shù)龋骸斗街緦W》，復(fù)旦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90～100頁。
[23]參見黃葦?shù)龋骸斗街緦W》，復(fù)旦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100～104頁。
[24]（元）許有壬：《大一統(tǒng)志·序》，《圭塘小稿》卷五，序。
[25]（清）畢沅：《山海經(jīng)新校正·序》，《山海經(jīng)箋疏圖說》。
[26]（清）畢沅：《山海經(jīng)古今本篇目考》，《山海經(jīng)箋疏圈說》。
[27]參見王德恒、許明輝、賈輝銘：《中國方志學》，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1994年，第7～8頁。
[28]參見倉修良：《方志學通論》，齊魯書社，1990年，第31～44頁。
[29]參見倉修良：《方志學通論》，齊魯書社，1990年，第44～52頁。
[30]參見史念海、曹爾琴：《方志芻議》，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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