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宋元之際四明地區(qū)佛教的發(fā)展*——以延祐《四明志》為中心的考察（四）
（接上期）
四、浙東重鎮(zhèn)，學術中心
宋元之際，尤其是南宋以來，浙江一直是佛教中心，名剎眾多，高僧云集，宗派活躍，思想薈萃。作為浙東重鎮(zhèn)，四明又是浙江佛教的中心地區(qū)之一，嘉定年間，“余杭徑山，錢塘靈隱、凈慈，寧波天童、育王等寺為禪院五山。錢塘中竺，湖州道場，溫州江心，金華雙林，寧波雪竇，臺州國清，福州雪峰，建康靈谷，蘇州萬壽、虎丘為禪院十剎。又錢塘上竺、下竺，溫州能仁，寧波白蓮等寺為教院五山。錢塘集慶、演福、普福，湖州慈感，寧波寶陀，紹興湖心，蘇州大善、北寺，松江延慶，建康瓦棺，為教院十剎”[47]。在官方評出的五山十剎、教院五山十剎中，絕大多數(shù)都是浙江地區(qū)的寺院，而這其中，又以錢塘和寧波為最多。錢塘是南宋國都，占據(jù)多重有利因素，除錢塘外，寧波便是浙江佛教另一中心，究其原因，既有統(tǒng)治者的扶持等政治因素，更有全國文化中心南移、浙東成為當時學術思想中心等文化因素。
（一）官府扶持，制度完備
北宋自立國以來，便一反前代北周抑佛排佛的政策，歷代皇帝都極其崇佛，浙江佛教不似北方佛教受到北周政權的壓制，在吳越國時本就根基頗深，至北宋更迎來了黃金期。如雪竇寺就因宋仁宗夢游到此，得仁宗御賜諸多寶物及“應夢道場”號，由此進入鼎盛。靖康之變后，宋室南渡，偏安杭州，眾多文人士大夫、高僧大德避亂江南。加之政局動蕩，人心不穩(wěn)，統(tǒng)治者亦需借助佛教勸善誡世等功能安定人心，使人暫脫塵世之苦，從中汲取精神力量以求慰藉，浙江便成為全國佛教中心。元代立國，雖以藏傳佛教喇嘛教為國教，但元統(tǒng)治者素來對各種宗教都采取寬容扶植態(tài)度。世祖忽必烈?guī)ь^崇信漢地佛教，與虎巖禪師、云峰禪師、定演法師等多位高僧過從甚密，并從經濟政策等方面對寺院予以多方照顧，“自有天下，寺院田產，二稅盡蠲免之，并令緇侶安心辦道。世祖實錄百余篇，字字句句以弘教為己任”[48]。在他的積極扶持下，“元世祖二十七年，天下寺宇達四萬二千三百一十八區(qū)，僧尼二十一萬三千一百四十八人”[49]，可謂數(shù)量驚人。世祖后諸帝，也都一以貫之對漢傳佛教的鼓勵政策，如元英宗“大永福寺成，賜金五百兩、銀二千五百兩、鈔五十萬貫、幣帛萬匹”[50]?？梢?，漢地佛教在終元一代并未受到太大影響，而是始終得到統(tǒng)治者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其繁榮發(fā)展是必然結果。
不僅如此，元統(tǒng)治者進一步完善了僧官制度，為佛教發(fā)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元代的僧官制度較宋、金更為完善和復雜，黨中央一級的僧務機構先后有釋教總統(tǒng)所、總制院、宣政院和功德使司；地方上也設立了一些與元朝的路、府、州、縣的行政體制相適應的地方僧務機構，主要有各路的僧錄司、各州的僧正司、各府的僧綱司。黨中央和地方的僧務機構相互配合，管理宗教事務，從制度上保證了寺院的昌盛。延祐《四明志》對此多有記載，如景德寺“嘉定十三年火，廢為民居?；食懺?，有司移文，例復僧判呂輦真重建”[51]；西壽昌寺“宋嘉定十三年火，廢為民居?；食猎迥辏兴纠龔团f重建。；大德元年，殿拓聿新[52]”天封院“嘉定十一年火，廢為民居?；食猎?，有司例復建，猶未完”[53]。這些都是地方僧官直接干預寺廟修繕、重建工作的記載，如無強大完善的體制支持，要使為數(shù)眾多的寺院得以保存和繼續(xù)發(fā)揮作用，乃至迎來又一繁盛期，是不可想象的。
（二）學術中心，儒、釋融合
自南宋以來，全國經濟中心完成南移，浙東地區(qū)經濟發(fā)達，物產豐饒，在雄厚的物質基礎上，逐步成為全國文化中心。這里名人輩出，大師云集，教育發(fā)達，是名副其實的學術重鎮(zhèn)，呂祖謙、葉適、陳亮、陸九淵等思想大家都與浙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作為浙東地區(qū)的核心，四明始終處于發(fā)展前列，以“明州淳熙四先生”為代表的“四明學派”曾大力傳播心學，活躍一時。延祐《四明志》中為他們作了專傳：“舒先生璘，字元質，奉化人?！瓗煆埿珫颍謴年懳陌补艤Y與朱文公及呂成公兄弟講磨，躬行愈力，嘗曰：‘吾非能一蹴而入其域也，刻苦磨礪，改過遷善，日有新功，亦可以勿畔云爾?！?SPAN lang=EN-US>[54] “沈先生煥，字叔晦?！c臨川陸先生九齡為友，一日盡舍所學，以師禮事焉。”[55]“楊先生簡，字敬仲?！懳陌补珌砀魂?，長先生二歲，指以心學之要，遂北面師事焉?！?SPAN lang=EN-US>[56] “袁先生燮，字和叔，鄞人?！胩珜W見陸先生九齡，德容睟盎，親炙之。同里沈楊舒三公皆聚于學，朝夕以道義切磨。……常病世學者襲先儒緒言，未能自得于心，不足以為學，吾心即道，不假外求，忠信篤實，是為道本?！?SPAN lang=EN-US>[57]清楚地勾畫出四先生雖師承經歷各不相同，但都與陸氏兄弟交往甚密，共同探討學問，切磋研磨，深受陸氏心學影響。后四人所創(chuàng)“四明學派”以大力弘揚心學為宗旨，成為心學在浙東地區(qū)的一個重要分支。眾所周知，心學與佛學、尤其是禪宗思想密切相連，兩者雖是各自獨立的思想體系，但卻有諸多相通之處，如都以“心”為作為思想宗要，都把“心”看作認識的主體、目的和手段，都認為認識外在世界是通過認識“本心”來實現(xiàn)的，等等。[58]如袁燮“吾心即道，不假外求”語，就明顯受到了禪宗極大影響。因此宋元之際，作為心學重鎮(zhèn)的四明，同時也是禪宗中心。
同樣，宋代思想界另一與心學并駕齊驅的主流思想就是理學，這也是有宋一代影響最大的思想流派，雖然理學家往往站在儒家立場嚴厲批評佛教，但“他們隱蔽而有效地吸收、運用佛教的思維方式，借助宗派佛教哲學的重要范疇、概念以及命題，建立起理學的本體論哲學體系” [59]已是學界共識。同時，在四明曾最為輝煌的天臺宗則是以最擅長講“義理”之學而立于佛教各派之中，智大師的諸多思想已粗具理學形態(tài)，至于山家、山外之爭，實質上也是一場義理大論辯，以知禮為首的四明學對理學產生了深刻影響。而華嚴宗、禪宗等其他各派，也都在汲取天臺、理學學說思想的基礎上加以發(fā)揮闡釋，將各自的思想內涵大大提升。事實上，在宋代，儒釋道三家合一的趨勢日漸明顯，相比道教，釋家在哲學思辨上更勝一籌，與儒家之間的碰撞融合也就更為顯著。宋代的文人士大夫大多崇佛，與高僧往來密切，名僧大德們也多熟知儒家思想，僧俗交游、互相辯論，儒釋兩家取長補短、求同存異成為時代特色。
還有一點值得提出，浙東學派自誕生以來，便有很強的史學意識和深厚的史學傳統(tǒng)，受此影響，四明地區(qū)也出現(xiàn)了優(yōu)秀的佛教史學家和史學名著，對后世影響最大的當屬天臺僧人志磐所著《佛祖統(tǒng)紀》。他歷時12年，殫精竭慮，終著成這部紀傳體佛教史巨著，是四明僧人在佛教史學的一塊豐碑。全書分為本紀、世家、列傳、表、志五類，每大類下有若干子目，無論大類還是子目都以小序為首，敘述撰寫用意，正文中則夾帶小注。九篇志是全書最具價值之處，尤其《法運通塞志》，將佛教大事與社會政治、思想情況相聯(lián)系，使得佛教史融入了整個歷史進程中而不是孤立存在，這集中體現(xiàn)了志磐高明的史家之識。[60]此外，還有天臺僧人宗曉編，記錄知禮著作的《四明尊者教行錄》等。雖然從佛教思想來說，佛教本身是沒有歷史的，但從現(xiàn)實而言，天臺學僧們的史學傳統(tǒng)和史學實踐為后世留下了豐富的史學成果，保存了大量珍貴資料，在佛教史、學術史、文化史上的意義深遠，不容忽視。
結語
總體來看，宋元以來，浙東地區(qū)在全國經濟、文化中心的地位已不可動搖，南宋時期還是政治中心，而四明又是浙東最發(fā)達之地，無論是統(tǒng)治者的積極扶持，還是本地深厚的文化積淀，都使得佛教在此的興盛發(fā)展是勢之必然而非一時偶然。儒釋之間的采納吸收、共同發(fā)展，更成為當時的時代思潮，從四明一地學風亦可窺見兩宋學術思想之一斑，這也正是延祐《四明志》3卷《釋道考》的最大價值所在。
參考文獻：
[47]郎锳：《七修類稿》卷5《天地類·五山十剎》，明刻本。
[48]志磐：《佛祖統(tǒng)紀》卷48《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十五》，大正新修《大藏經》本。
[49]周良霄：《元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5頁
[50]宋濂：《元史》卷27《本紀第二十七·英宗一》，清武英殿刻本。
[51]袁桷：延祐《四明志》卷16《釋道考》，清刻宋元四明六志本。
[52]袁桷：延祐《四明志》卷16《釋道考》，清刻宋元四明六志本。
[53]袁桷：延祐《四明志》卷16《釋道考》，清刻宋元四明六志本。
[54]袁桷：延祐《四明志》卷4《人物考》，清刻宋元四明六志本。
[55]袁桷：延祐《四明志》卷4《人物考》，清刻宋元四明六志本。
[56]袁桷：延祐《四明志》卷4《人物考》，清刻宋元四明六志本。
[57]袁桷：延祐《四明志》卷4《人物考》，清刻宋元四明六志本。
[58]參見代力陽：《陸九淵心學與禪宗思想比較》，黑龍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
[59]潘桂明：《中國佛教思想史稿》第3卷《宋元明清近代卷》（上），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頁。
[60]參見潘桂明、吳忠偉：《中國天臺宗通史》（上），鳳凰出版社，2008年；陳榮富：《浙江佛教史》，華夏出版社，2001年。
（完）
（本文原載《中國地方志》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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