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革命需要就毫不猶豫照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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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初，人民解放軍進攻上海，炮聲在市區(qū)內(nèi)已能聽到。
5月27日，國民黨余留部隊起義，蘇州河以北的市區(qū)宣告解放。我和同學魏紹杰（后任北京市體委辦公室主任、先農(nóng)壇和什剎海體育學校校長）來到上海劇專，里面已有部分地下黨的同志集合在一起，分配我們以人民保安隊和人民宣傳隊員的身份，去協(xié)助解放軍接管。
復旦被國民黨政府命令解散后，校園被國民黨軍隊占用，此時已是一片狼藉。地下黨總支先在寒冰館召開了一次全體地下黨員會師大會，這是地下黨員第一次集體相見。
復旦的地下黨員在1948年底有100人，經(jīng)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夜的一次大發(fā)展，已經(jīng)增加至199人。聽說，交通大學的地下黨員有200人。兩校地下黨員人數(shù)，占上海市區(qū)地下黨員的近1/20。
復旦的地下黨員絕大多數(shù)是學生，教師黨員只有張薰華、余開祥，工友中有戴德元、蕭訓林等兩三人。教授中沒有地下黨員，也是為了保護他們，并且更便于發(fā)揮他們的作用。
這次會議由復旦黨總支書記袁冬林主持，他是農(nóng)學院的學生。黨總支委員還有沈貴吾、江濃、王休娛、陳長洲、王其健。不久，袁冬林被調(diào)往區(qū)里工作，由沈貴吾接任書記，江濃為副書記。
接著，學校中的大事是大量同學和地下黨員離校，參加革命工作。離校的方向有幾個：一是調(diào)往市、區(qū)各級機關(guān)，也有先經(jīng)過青年干部訓練班學習后分配到各機關(guān)工作的；二是參加南下服務團，到福建去，這部分人很多；三是參加西南服務團，到四川去；四是因各種原因離開的。
這樣，留下來的地下黨員只有40多人。黨的總支委員也全部離校，只能改為支部，由政治系三年級的鄭蘭蓀擔任支部書記，支部委員有汪鋆、黃千暉、汪巽人、張志泉、施宗仁。
中間有過一些變動，到1950年夏鄭蘭蓀調(diào)離學校前，書記還是他，副書記是黃千暉、俞繼澤、鄭繼永、施宗仁、周久釗、鐘在璞、張薰華和我。
不久，上海教育部門將暨南、同濟兩校的文、法學院師生并入復旦，加強了這方面的力量。兩校學生中的黨員也調(diào)入了一些，如后來擔任復旦新聞學院院長的徐震就是此時從暨南大學調(diào)入的。
1949年那樣的大調(diào)動，我怎么會留下來呢？當時，許多進步青年的思想狀態(tài)是：只要革命需要，是組織的決定，就毫不猶豫照做。黨組織本來通知我參加西南服務團，到四川去。我還動員了史地系幾名同學一起向西南服務團報了名?，F(xiàn)在看來，大概是要我作為學生代表參加準備成立的復旦大學校務委員會。
從上海解放到1952年，中間還有許多事情，但同本文的主題沒有直接關(guān)系，就不多說了。
（作者： 金沖及 中共中央原文獻研究室常務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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