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說方志》。撰于1924年。收入《飲冰室合集》。從史學角度強調(diào)加強對地方專史即方志的研究,“治中國史,分地研究極為重要”,而“地方的專史就是方志的變相”。
對方志發(fā)展史有所分析,認為“大抵初期作品,囿于古代圖經(jīng)的觀念,以記山川、城邑、宮室、名勝等為最主要部分;稍進,則注重人物傳記;更進,則及于古跡、遺文、金石等;更進,則注重現(xiàn)代風俗、掌故、經(jīng)制因革等。而年代愈晚,則陳跡之需考證者愈繁,故去取別擇,亦成為專門技術(shù)……要之,自宋迄明六七百年間,方志觀念日趨擴大,其內(nèi)容日趨復雜”。
對前人稱為良作的志書做評價,稱順治《河南志》為天下模式,雍正《浙江通志》為諸志中完善者,而陜西、山西為最好,福建次之。
對康熙《鄒平縣志》、乾隆《歷城縣志》、章學誠所修之七八種志及洪亮吉父子所纂之志,也倍加贊賞。
摘自《方志百科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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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說方志》。撰于1924年。收入《飲冰室合集》。從史學角度強調(diào)加強對地方專史即方志的研究,“治中國史,分地研究極為重要”,而“地方的專史就是方志的變相”。
對方志發(fā)展史有所分析,認為“大抵初期作品,囿于古代圖經(jīng)的觀念,以記山川、城邑、宮室、名勝等為最主要部分;稍進,則注重人物傳記;更進,則及于古跡、遺文、金石等;更進,則注重現(xiàn)代風俗、掌故、經(jīng)制因革等。而年代愈晚,則陳跡之需考證者愈繁,故去取別擇,亦成為專門技術(shù)……要之,自宋迄明六七百年間,方志觀念日趨擴大,其內(nèi)容日趨復雜”。
對前人稱為良作的志書做評價,稱順治《河南志》為天下模式,雍正《浙江通志》為諸志中完善者,而陜西、山西為最好,福建次之。
對康熙《鄒平縣志》、乾隆《歷城縣志》、章學誠所修之七八種志及洪亮吉父子所纂之志,也倍加贊賞。
摘自《方志百科全書》